文心雕龙 · 明诗

大舜云:“诗言志,歌永言。”圣谟所析,义已明矣。是以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舒文载实,其在兹乎?诗者,持也,持人情性;三百之蔽,义归无邪。持之为训,有符焉尔。

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,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。昔葛天氏乐辞云:“《玄鸟》在曲。”黄帝《云门》,理不空绮。至尧有《大唐》之歌,舜造《南风》之诗。观其二文,辞达而已。

及大禹成功,九序惟歌;太康败德,五子咸怨。顺美匡恶,其来久矣。自商暨周,《雅》《颂》圆备,四始彪炳,六义环深。子夏监绚素之章,子贡悟琢磨之句。故商、赐二子,可与言诗。

自王泽殄竭,风人辍采,《春秋》观志,讽诵旧章,酬酢以为宾荣,吐纳而成身文。逮楚国讽怨,则《离骚》为刺。秦皇灭典,亦造仙诗。汉初四言,韦孟首唱。匡谏之义,继轨周人。孝武爱文,《柏梁》列韵。严、马之徒,属辞无方。至成帝品录,三百余篇,朝章国采,亦云周备;而辞人遗翰,莫见五言,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。

按《召南·行露》,始肇半章,孺子沧浪,亦有全曲。《暇豫》优歌,远见春秋;《邪径》童谣,近在成世;阅时取证,则五言久矣。又古诗佳丽,或称枚叔,其《孤竹》一篇,则傅毅之辞。比采而推,两汉之作乎?观其结体散文,直而不野;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实五言之冠冕也。至于张衡《怨篇》,清典可味;《仙诗》《缓歌》,雅有新声。

暨建安之初,五言腾踊:文帝、陈思,纵辔以骋节;王、徐、应、刘,望路而争驱。并怜风月,狎池苑,述恩荣,叙酣宴,慷慨以任气,磊落以使才;造怀指事,不求纤密之巧;驱辞逐貌,惟取昭晰之能:此其所同也。

乃正始明道,诗杂仙心,何晏之徒率多浮浅。唯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,故能标焉。若乃应璩《百一》,独立不惧,辞谲义贞,亦魏之遗直也。

晋世群才,稍入轻绮。张、潘、左、陆,比肩诗衢,采缛于正始,力柔于建安;或文以为妙,或流靡以自妍。此其大略也。

江左篇制,溺乎玄风,嗤笑徇务之志,崇盛亡机之谈。袁、孙以下,虽各有雕采,而辞趣一揆,莫与争雄,所以景纯《仙篇》,挺拔而为俊矣。

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,庄老告退,而山水方滋。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;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。此近世之所竞也。

故铺观列代,而情变之数可监;撮举同异,而纳领之要可明矣。若夫四言正体,则雅润为本;五言流调,则清丽居宗。华实异用,惟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,叔夜含其润,茂先凝其清,景阳振其丽。兼善则子建、仲宣,偏美则太冲、公干。然诗有恒裁,思无定位,随性适分,鲜能通圆。若妙识所难,其易也将至;忽之为易,其难也方来。至于三六杂言,则出自篇什;离合之发,则明于图谶;回文所兴,则道原为始;联句共韵,则柏梁余制。巨细或殊,情理同致,总归诗囿,故不繁云。

赞曰:民生而志,咏歌所含。兴发皇世,风流《二南》。神理共契,政序相参。英华弥缛,万代永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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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词简介

《明诗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六篇。本篇主要讲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及其写作特点。楚辞、乐府、歌谣等其他形式的诗歌,《文心雕龙》中另以专篇论述。全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(第一段)。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,分四个阶段:一、追溯诗的起源和先秦诗歌概况(第二段),二、讲汉代诗歌的发展及五言诗的起源(第三段),三、讲建安和三国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(第四段),四、讲晋宋以来诗歌创作的新变化(第五段)。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,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,附论诗歌的其他样式(第六段)。

翻译

虞舜曾说过:“诗是思想情感的表达,歌则是引申发挥这种思想情感。”有了圣人在经典上所分析的,诗歌的含义已经明确了。所以,“在作者内心时是情志,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”。诗歌创作要通过文辞来表达情志,道理就在这里。“诗”的含义是扶持,诗就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。孔子说过:《诗经》三百篇的内容,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“没有不正当的思想”。在用扶持情性来解释诗歌,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。

人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,受了外物的刺激,便产生一定的感应。心有所感,而发为吟咏,这是很自然的。从前葛天氏的时候,将《玄鸟歌》谱入歌曲;黄帝时的《云门舞》,按理是不会只配上管弦而无歌词的。到唐尧有《大唐歌》,虞舜有《南风诗》。这两首歌辞,仅仅能做到达意的程度。后来夏禹治水成功,各项工作都上了轨道,受到了歌颂。夏帝太康道德败坏,他的兄弟五人便作《五子之歌》来表示自己的怨恨。由此可见,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,是很早以来就有的做法了。从商朝到周朝,风、雅、颂各体都已齐全完备;《诗经》的“四始”既极光辉灿烂,而“六义”也周密精深。孔子的学生子夏能理解到“素以为绚兮”等诗句的深意,子贡领会到《诗经》中“如琢如磨”等诗句的道理,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有了谈论《诗经》的资格。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,采诗官停止采诗;但春秋时许多士大夫,却常常在外交场所中,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感愿望。这种相互应酬的礼节,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,也可以显出自己能说会道的才华。到了楚国,就有讽刺楚王的《离骚》产生。秦始皇大量焚书,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《仙真人诗》。

汉朝初年的四言诗,首先有韦孟的作品;它的规讽意义,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。汉武帝爱好文学,便出现《柏梁诗》。当时有严忌、司马相如等人,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。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,共得三百多首;那时朝野的作品,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。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,却没有见到五言诗;因此,李陵的《与苏武诗》和班婕妤的《怨诗》,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。不过在《诗经》中,《召南?行露》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;到《孟子?离娄》所载的《沧浪歌》,就全是五言的了。此外,较远的如春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《暇豫歌》,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《邪径谣》,都是五言的。根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,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。还有《古诗十九首》,写的很漂亮:但作者不易确定,有人说一部分是枚乘作的,而《冉冉孤生竹》一首,又说是傅毅所作。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色来推测,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?从行文风格上看,朴质而不粗野,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物,也能哀感动人地深切表达作者的内心,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。至于张衡的《怨诗》,也还清新典雅,耐人寻味。《仙诗缓歌》,则颇有新的特点。

到了建安初年,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。曹丕、曹植在文坛上大显身手;王粲、徐干、应玚、刘桢等人,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。他们都爱好风月美景,邀游于清池幽苑,在诗歌中叙述恩宠荣耀的遭遇,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;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,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。他们在述怀叙事上,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;在遣辞写景上,只以清楚明白为贵。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色。到正始年间,道家思想流行,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种思想进来。像何晏等人,作品大都比较浅薄。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出清高严肃的情志,阮籍的诗还有一些深远的意旨;因此,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高。至如应璩的《百一诗》,也能毅然独立,文辞曲折而含义正直,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。

晋代的诗人们,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道路。张载、张协、张亢、潘岳、潘尼、左思、陆机、陆云等,在诗坛上并驾齐驱。他们诗歌的文采,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,但内容的感染力却比建安时期软弱。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,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美: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。到了东晋的时候,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;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,而推崇那种忘却世情的空谈。所以自袁宏、孙绰以后的诗人,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,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,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。因此,郭璞的《游仙诗》,在当时就算是杰出的佳作了。南朝宋初的诗歌,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,也有所改革;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,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。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,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;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,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。这就是诗人们所追求的。

因此,总观历代的诗歌,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。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色,就可以看出诗歌创作的要点了。譬如四言诗的正规体制,主要是雅正而润泽;五言诗的常见格调,则以清新华丽为主。对于这些不同特点的掌握,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。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,嵇康具有润泽的一面;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,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。各种特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,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。但是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,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;作者只能随着个性的偏好来进行创作,所以很少能兼长各体。如果作者深知创作中的难处,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;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,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。除了上述四言、五言诗外,还有三言、六言、杂言诗,它们都起源于《诗经》。至于“离合诗”的产生,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;“回文诗”的兴起,则是宋代贺道庆开的头;而几人合写的“联句诗”,那是继承《柏梁诗》来的。这种种作品,虽然大小各异,主次有别,但写作的情况和道理是一样的;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,因此不必逐一详论。

总之,人生来都有情志,诗歌就是表达这种情志的。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,一直发展到《诗经》就更加成熟。它应该和自然之道一致,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。这样,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,为后世万代永远喜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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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勰(南北朝)

刘勰简介

刘勰,字彦和,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,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、文学批评家。他曾官县令、步兵校尉、宫中通事舍人,颇有清名。但其名不以官显,却以文彰,一部《文心雕龙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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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原道

南北朝-刘勰

文之为德也大矣,与天地并生者何哉?夫玄黄色杂,方圆体分,日月迭璧,以垂丽天之象;山川焕绮,以铺理地之形:此盖道之文也。仰观吐曜,俯察含章,高卑定位,故两仪既生矣。惟人参之,性灵所锺,是谓三才。为五行之秀,实天地之心,心生而言立,言立而文明,自然之道也。傍及万品,动植皆文:龙凤以藻绘呈瑞,虎豹以炳蔚凝姿;云霞雕色,有逾画工之妙;草木贲华,无待锦匠之奇。夫岂外饰,盖自然耳。至于林籁结响,调如竽瑟;泉石激韵,和若球锽:故形立则章成矣,声发则文生矣。夫以无识之物,郁然有采,有心之器,其无文欤?

人文之元,肇自太极,幽赞神明,《易》象惟先。庖犠画其始,仲尼翼其终。而《乾》《坤》两位,独制《文言》。言之文也,天地之心哉!若乃《河图》孕乎八卦,《洛书》韫乎九畴,玉版金镂之实,丹文绿牒之华,谁其尸之?亦神理而已。自鸟迹代绳,文字始炳,炎皞遗事,纪在《三坟》,而年世渺邈,声采靡追。唐虞文章,则焕乎始盛。元首载歌,既发吟咏之志;益稷陈谟,亦垂敷奏之风。夏后氏兴,业峻鸿绩,九序惟歌,勋德弥缛。逮及商周,文胜其质,《雅》《颂》所被,英华曰新。文王患忧,繇辞炳曜,符采复隐,精义坚深。重以公旦多材,振其徽烈,剬诗缉颂,斧藻群言。至夫子继圣,独秀前哲,熔钧六经,必金声而玉振;雕琢情性,组织辞令,木铎起而千里应,席珍流而万世响,写天地之辉光,晓生民之耳目矣。

爰自风姓,暨于孔氏,玄圣创典,素王述训,莫不原道心以敷章,研神理而设教,取象乎《河》《洛》,问数乎蓍龟,观天文以极变,察人文以成化;然后能经纬区宇,弥纶彝宪,发辉事业,彪炳辞义。故知道沿圣以垂文,圣因文而明道,旁通而无滞,日用而不匮。《易》曰:「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。」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,乃道之文也。

赞曰:道心惟微,神理设教。光采玄圣,炳耀仁孝。龙图献体,龟书呈貌。天文斯观,民胥以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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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征圣

南北朝-刘勰

夫作者曰圣,述者曰明。陶铸性情,功在上哲。夫子文章,可得而闻,则圣人之情,见乎文辞矣。

先王圣化,布在方册;夫子风采,溢于格言。是以远称唐世,则焕乎为盛;近褒周代,则郁哉可从。此政化贵文之征也。郑伯入陈,以文辞为功;宋置折俎,以多文举礼。此事迹贵文之征也。褒美子产,则云「言以足志,文以足言」;泛论君子,则云「情欲信,辞欲巧」。此修身贵文之征也。然则志足而言文,情信而辞巧,乃含章之玉牒,秉文之金科矣。

夫鉴周日月,妙极机神;文成规矩,思合符契。或简言以达旨,或博文以该情;或明理以立体,或隐义以藏用。故《春秋》一字以褒贬,丧服举轻以包重,此简言以达旨也。《邠诗》联章以积句,《儒行》缛说以繁辞,此博文以该情也。书契断决以象夬,文章昭晰以象离,此明理以立体也。四象精义以曲隐,五例微辞以婉晦,此隐义以藏用也。故知繁略殊形,隐显异术,抑引随时,变通会适,征之周孔,则文有师矣。

是以子政论文,必征于圣;稚圭劝学,必宗于经。《易》称「辨物正言,断辞则备」,《书》云「辞尚体要,弗惟好异」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,体要所以成辞,辞成无好异之尤,辩立有断辞之义。虽精义曲隐,无伤其正言;微辞婉晦,不害其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,正言共精义并用,圣人之文章,亦可见也。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,徒事华辞。虽欲訾圣,弗可得已。然而圣文之雅丽,固衔华而佩实者也。天道难闻,犹或钻仰;文章可见,胡宁勿思。若征圣立言,则文其庶矣。

赞曰:妙极生知,睿哲惟宰。精理为文,秀气成采。鉴悬日月,辞富山海。百龄影徂,千载心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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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宗经

南北朝-刘勰

三极彝训,其书言经。经也者,恒久之至道,不刊之鸿教也。故象天地,效鬼神,参物序,制人纪,洞性灵之奥区,极文章之骨髓者也。

皇世《三坟》,帝代《五黄》,重以《八索》,申以《九丘》,岁历绵曖,条流纷糅。自夫子删述,而大宝咸耀。于是《易》张“十翼”,《书》标“七观”,《诗》列“四始”,《礼》正“五经”,《春秋》“五例”。

义既极乎性情,辞亦匠于文理,故能开学养正,照明有融。然而道心惟微,圣谟卓绝,墙宇重峻,而吐纳自深。譬万钧之洪钟,无铮铮之细响矣。

夫《易》惟谈天,入神致用。故《系》称旨远辞文,言中事隐。韦编三绝,固哲人之骊渊也。《书》实记言,而训诂茫昧;通乎《尔雅》,则文意晓然。故子夏叹《书》,昭昭若日月之明,离离如星辰之行,言昭灼也。《诗》主言志,诂训同《书》,摛风裁兴,藻辞谲喻,温柔在诵,故最附深衷矣。

《礼》以立体,据事剬范,章条纤曲,执而后显,采掇生言,莫非宝也。《春秋》辨理,一字见义,五石六鹢,以详略成文;雉门两观,以先后显旨。其婉章志晦,谅以邃矣。《尚书》则览文如诡,而寻理即畅;《春秋》则观辞立晓,而访义方隐。此圣人之殊致,表里之异体者也。

至根柢盘深,枝叶峻茂,辞约而旨丰,事近而喻远。是以往者虽旧,余味日新,后进追取而非晚,前修文用而未先,可谓太山遍雨,河润千里者也。

故论、说、辞、序,则《易》统其首;诏、策、章、奏,则《书》发其源;赋、颂、歌、赞,则《诗》立其本;铭、诔、箴、祝,则《礼》总其端;纪、传、铭、檄,则《春秋》为根;并穷高以树表,极远以启疆,所以百家腾跃,终入环内者也。若禀经以制式,酌雅以富言,是仰山而铸铜,煮海而为盐也。

故文能宗经,体有六义;一则情深而不诡,二则风清而不杂,三则事信而不诞,四则义直而不回,五则体约而不芜,六则文丽而不淫。扬子比雕玉以作器,谓五经之含文也。

夫文以行立,行以文传。四教所先,符采相济。励德树声,莫不师圣;而建言修辞,鲜克宗经。是以楚艳汉侈,流弊不还,正末归本,不其懿欤! 赞曰:三极彝道,训深稽古。致化归一,分教斯五。性灵熔匠,文章奥 府。渊哉铄乎,群言之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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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正纬

南北朝-刘勰

夫神道阐幽,天命微显,马龙出而大《易》兴,神龟见而《洪范》耀。故《系辞》称:“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。”斯之谓也。但世敻文隐, 好生矫诞,真虽存矣,伪亦凭焉。

夫六经彪炳,而纬候稠叠;《孝》《论》昭晰,而钩谶葳蕤。按经验纬,其伪有四。盖纬之成经,其犹织综;丝麻不杂,布帛乃成。今经正纬奇,倍摘千里,其伪一矣。经显,圣训也;纬隐,神教也。圣训宜广,神教宜约。

而今纬多于经,神理更繁,其伪二矣。有命自天,乃称符谶,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,则是尧造《绿图》,昌制《丹书》,其伪三矣。商周以前,图箓频见;春秋之末,群经方备。先纬后经,体乖织综,其伪四矣。伪既倍摘,则义异自明,经足训矣,纬何豫焉?

原夫图箓之见,乃昊天休命,事以瑞圣,义非配经。故河不出图,夫子有叹,如或可造,无劳喟然。昔康王《河图》,陈于东序,故知前世符命,历代宝传。仲尼所撰,序录而已。于是伎数之士,附以诡术,或说阴阳,或序灾异,若鸟鸣似语,虫叶成字,篇条滋蔓,必假孔氏。通儒讨核,谓起哀平。东序秘宝,朱紫乱矣。

至于光武之世,笃信斯术。风化所靡,学者比肩,沛献集纬以通经,曹褒撰谶以定礼,乖道谬典,亦已甚矣。是以桓谭疾其虚伪,尹敏戏其深瑕,张衡发其僻谬,荀悦明其诡诞。四贤博练,论之精矣。

若乃羲、农、轩、皞之源,山渎钟律之要,白鱼赤乌之符,黄金紫玉之瑞,事丰奇伟,辞富膏腴,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。是以后来辞人,采摭英华。

平子恐其迷学,奏令禁绝;仲豫惜其杂真,未许煨燔。前代配经,故详论焉。

赞曰:荣河温洛,是孕图纬。神宝藏用,理隐文贵。世历二汉,朱紫腾沸。芟夷谲诡,糅其雕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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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辨骚

南北朝-刘勰

自《风》《雅》寝声,莫或抽绪,奇文郁起,其《离骚》哉!固已轩翥诗人之后,奋飞辞家之前。岂去圣之未远,而楚人之多才乎!

昔汉武爱《骚》,而淮南作传,以为“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,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,若《离骚》者可谓兼之,蝉蜕秽浊之中,浮游尘埃之外,皭然涅而不缁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”。班固以为露才扬己,忿怼沉江;羿浇二姚,与左氏不合;昆仑悬圃,非经义所载;然其文辞丽雅,为词赋之宗,虽非明哲,可谓妙才。王逸以为诗人提耳,屈原婉顺,《离骚》之文,依经立义;驷虬乘翳,则时乘六龙;昆仑流沙,则禹贡敷土;名儒辞赋,莫不拟其仪表,所谓金相玉质,百世无匹者也。

及汉宣嗟叹,以为皆合经术;扬雄讽味,亦言体同诗雅。四家举以方经,而孟坚谓不合传,褒贬任声,抑扬过实,可谓鉴而弗精,玩而未核者也。

将核其论,必征言焉。故其陈尧舜之耿介,称汤武之祗敬,典诰之体也;讥桀纣之猖披,伤羿浇之颠陨,规讽之旨也;虬龙以喻君子,云霓以譬谗邪,比兴之义也;每一顾而掩涕,叹君门之九重,忠怨之辞也。观兹四事,同于《风》《雅》者也。

至于托云龙,说迂怪,丰隆求宓妃,鸩鸟媒娀女,诡异之辞也;康回倾地,夷羿 彃日,木夫九首,土伯三目,谲怪之谈也;依彭咸之遗则,从子胥

以自适,狷狭之志也;士女杂坐,乱而不分,指以为乐,娱酒不废,沉湎日夜,举以为欢,荒淫之意也。摘此四事,异乎经典者也。故论其典诰则如彼,语其夸诞则如此。固知 《楚辞》者,体慢于三代,而风雅于战国,乃雅颂之博徒,而词赋之英杰也。

观其骨鲠所树,肌肤所附,虽取熔经意,亦自铸伟辞。故《骚经》《九章》,朗丽以哀志;《九歌》《九辩》,绮靡以伤情;《远游》《天问》,瑰诡而惠巧;《招魂》《招隐》,耀艳而深华;《卜居》标放言之致,《渔父》寄独往之才。故能气往轹古,辞来切今,惊采绝艳,难与并能矣。

自《九怀》以下,遽蹑其迹;而屈宋逸步,莫之能追。故其叙情怨,则郁伊而易感;述离居,则怆怏而难怀;论山水,则循声而得貌;言节候,则披文而见时。是以枚、贾追风以入丽,马、扬沿波而得奇。其衣被词人,非一代也。

故才高者菀其鸿裁,中巧者猎其艳辞,吟讽者衔其山川,童蒙者拾其香草。若能凭轼以倚雅颂,悬辔以驭楚篇,酌奇而不失其真,玩华而不坠其实;则顾盼可以驱辞力,咳唾可以穷文致,亦不复乞灵于长卿,假宠于子渊矣。

赞曰:不有屈原,岂见《离骚》?惊才风逸,壮志烟高。山川无极,情理实劳。金相玉式,艳溢锱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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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明诗

南北朝-刘勰

大舜云:“诗言志,歌永言。”圣谟所析,义已明矣。是以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舒文载实,其在兹乎?诗者,持也,持人情性;三百之蔽,义归无邪。持之为训,有符焉尔。

人禀七情,应物斯感,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。昔葛天氏乐辞云:“《玄鸟》在曲。”黄帝《云门》,理不空绮。至尧有《大唐》之歌,舜造《南风》之诗。观其二文,辞达而已。

及大禹成功,九序惟歌;太康败德,五子咸怨。顺美匡恶,其来久矣。自商暨周,《雅》《颂》圆备,四始彪炳,六义环深。子夏监绚素之章,子贡悟琢磨之句。故商、赐二子,可与言诗。

自王泽殄竭,风人辍采,《春秋》观志,讽诵旧章,酬酢以为宾荣,吐纳而成身文。逮楚国讽怨,则《离骚》为刺。秦皇灭典,亦造仙诗。汉初四言,韦孟首唱。匡谏之义,继轨周人。孝武爱文,《柏梁》列韵。严、马之徒,属辞无方。至成帝品录,三百余篇,朝章国采,亦云周备;而辞人遗翰,莫见五言,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。

按《召南·行露》,始肇半章,孺子沧浪,亦有全曲。《暇豫》优歌,远见春秋;《邪径》童谣,近在成世;阅时取证,则五言久矣。又古诗佳丽,或称枚叔,其《孤竹》一篇,则傅毅之辞。比采而推,两汉之作乎?观其结体散文,直而不野;婉转附物,怊怅切情,实五言之冠冕也。至于张衡《怨篇》,清典可味;《仙诗》《缓歌》,雅有新声。

暨建安之初,五言腾踊:文帝、陈思,纵辔以骋节;王、徐、应、刘,望路而争驱。并怜风月,狎池苑,述恩荣,叙酣宴,慷慨以任气,磊落以使才;造怀指事,不求纤密之巧;驱辞逐貌,惟取昭晰之能:此其所同也。

乃正始明道,诗杂仙心,何晏之徒率多浮浅。唯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,故能标焉。若乃应璩《百一》,独立不惧,辞谲义贞,亦魏之遗直也。

晋世群才,稍入轻绮。张、潘、左、陆,比肩诗衢,采缛于正始,力柔于建安;或文以为妙,或流靡以自妍。此其大略也。

江左篇制,溺乎玄风,嗤笑徇务之志,崇盛亡机之谈。袁、孙以下,虽各有雕采,而辞趣一揆,莫与争雄,所以景纯《仙篇》,挺拔而为俊矣。

宋初文咏,体有因革,庄老告退,而山水方滋。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;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。此近世之所竞也。

故铺观列代,而情变之数可监;撮举同异,而纳领之要可明矣。若夫四言正体,则雅润为本;五言流调,则清丽居宗。华实异用,惟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,叔夜含其润,茂先凝其清,景阳振其丽。兼善则子建、仲宣,偏美则太冲、公干。然诗有恒裁,思无定位,随性适分,鲜能通圆。若妙识所难,其易也将至;忽之为易,其难也方来。至于三六杂言,则出自篇什;离合之发,则明于图谶;回文所兴,则道原为始;联句共韵,则柏梁余制。巨细或殊,情理同致,总归诗囿,故不繁云。

赞曰:民生而志,咏歌所含。兴发皇世,风流《二南》。神理共契,政序相参。英华弥缛,万代永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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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乐府

南北朝-刘勰

乐府者,声依永,律和声也。钧天九奏,既其上帝;葛天八阕,爰乃皇时。自《咸》《英》以降,亦无得而论矣。至于涂山歌于候人,始为南音;有娀谣乎飞燕,始为北声;夏甲叹于东阳,东音以发;殷整思于西河,西音以兴。音声推移,亦不一概矣。

匹夫庶妇,讴吟土风,诗官采言,乐盲被律,志感丝篁,气变金石,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,季札鉴微于兴废,精之至也。

夫乐本心术,故响浃肌髓。先王慎焉,务塞淫滥。敷训胄子,必歌九德,故能情感七始,化动八风。自雅声浸微,溺音腾沸。秦燔《乐经》,汉初绍复,制氏纪其铿锵,叔孙定其容与。于是《武德》兴乎高祖,《四时》广于孝文。虽摹《韶》《夏》,而颇袭秦旧,中和之响,阒其不还。

暨武帝崇礼,始立乐府,总赵代之音,撮齐楚之气,延年以曼声协律,朱、马以《骚》体制歌。《桂华》杂曲,丽而不经;《赤雁》群篇,靡而非典;河间荐雅而罕御,故汲黯致讥于《天马》也。至宣帝雅颂,诗效《鹿鸣》,迩及元成,稍广淫乐。正音乖俗,其难也如此!暨后郊庙,惟杂雅章,辞虽典文,而律非夔旷。

至于魏之三祖,气爽才丽,宰割辞调,音靡节平。观其《北上》众引,《秋风》列篇,或述酣宴,或伤羁戍,志不出于淫荡,辞不离于哀思。虽三调之正声,实韶夏之郑曲也。

逮于晋世,则傅玄晓音,创定雅歌,以咏祖宗。张华新篇,亦充庭万。然杜夔调律,音奏舒雅,荀勖改悬,声节哀急,故阮咸讥其离声。后人验其铜尺,和乐精妙,固表里而相资矣。

故知诗为乐心,声为乐体。乐体在声,瞽师务调其器;乐心在诗,君子宜正其文。好乐无荒,晋风所以称远;伊其相谑,郑国所以云亡。故知季札观辞,不直听声而已。

若夫艳歌婉娈,急志詄绝,淫辞在曲,正响焉生?然俗听飞驰,职竞新异,雅咏温恭,必欠伸鱼睨;奇辞切至,则拊髀雀跃。诗声俱郑,自此阶矣。

凡乐辞曰诗,诗声曰歌。声来被辞,辞繁难节。故陈思称: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,多者则宜减之,明贵约也。观高祖之咏《大风》,孝武之叹“来迟”,歌童被声,莫敢不协。子建、士衡,咸有佳篇,并无诏伶人,故事谢丝管,俗称乖调,盖未思也。至于斩伎鼓吹,汉世铙挽,虽戎丧殊事,而并总入乐府。缪袭所致,亦有可算焉。昔子政品文,诗与歌别,故略具乐篇,以标区界。

赞曰:八音摛文,树辞为体。讴吟坰野,金石云陛。韶响难追,郑声易启。岂唯观乐,于焉识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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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诠赋

南北朝-刘勰

诗有六义,其二曰赋。赋者,铺也,铺采摛文,体物写志也。昔邵公称:“公卿献诗、师箴赋。”传云:“登高能赋,可为大夫。”诗序则同义,传说则异体。总其归途,实相枝干。刘向云明不歌而颂,班固称古诗之流也。

至如郑庄之赋《大隧》,士蔿之赋《狐裘》,结言?韵,词自己作。虽合赋体,明而未融。及灵均唱《骚》,始广声貌。然赋也者,受命于诗人,拓宇于《楚辞》也。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,宋玉《风》《钓》,爰锡名号,与诗画境,六义附庸,蔚成大国。遂客主以首引,极声貌以穷文,斯盖别诗之原始,命赋之厥初也。

秦世不文,颇有杂赋。汉初词人,顺流而作,陆贾扣其端,贾谊振其绪,枚、马同其风,王、扬骋其势,皋、朔已下,品物毕图。繁积于宣时,校阅于成世,进御之赋,千有余首,讨其源流,信兴楚而盛汉矣。

夫京殿苑猎,述行序志,并体国经野,义尚光大。既履端于倡序,亦归余于总乱。序以建言,首引情本;乱以理篇,迭致文契。按《那》之卒章,闵马称“乱”,故知殷人辑颂,楚人理赋,斯并鸿裁之寰域,雅文之枢辖也。

至于草区禽族,庶品杂类,则触兴致情,因变取会;拟诸形容,则言务纤密;象其物宜,则理贵侧附。斯又小制之区畛,奇巧之机要也。

观夫荀结隐语,事数自环;宋发巧谈,实始淫丽;枚乘《菟园》,举要以会新;相如《上林》,繁类以成艳;贾谊《鵩鸟》,致辨于情理;子渊《洞箫》,穷变于声貌;孟坚 《两都》,明绚以雅赡;张衡《二京》,迅发以宏富;子云《甘泉》,构深玮之风;延寿《灵光》,含飞动之势。凡此十家,并辞赋之英杰也。及仲宣靡密,发端必遒;伟长博通,时逢壮采;太冲、安仁策勋于鸿规,士衡、子安底绩于流制;景纯绮巧,缛理有余;彦伯梗概,情韵不匮;亦魏晋之赋首也。

原夫登高之旨,盖睹物兴情。情以物兴,故义必明雅;物以情观,故辞必巧丽。丽辞雅义,符采相胜,如组织之品朱紫,画绘之著玄黄,文虽新而有质,色虽糅而有本,此立赋之大体也。然逐末之俦,蔑弃其本,虽读千赋,愈惑体要,遂使繁华损枝,膏腴害骨,无贵风轨,莫益劝戒。此扬子之所以追悔于雕虫,贻诮于雾縠者也。

赞曰:赋自《诗》出,分歧异派。写物图貌,蔚似雕画。滞必扬,言庸无隘。风归丽则,辞剪荑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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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颂赞

南北朝-刘勰

四始之至,颂居其极。颂者,容也,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。昔帝喾之世,咸墨为颂,以歌《九韶》。自商以下,文理允备。夫化偃一国谓之风,风正四方谓之雅,容告神明谓之颂。风雅序人,事兼变正;颂主告神,义必纯美。鲁国以公旦次编,商人以前王追录,斯乃宗庙之正歌,非宴飨之常咏也。《时迈》一篇,周公所制,哲人之颂,规式存焉。夫民各有心,勿壅惟口。晋舆之称原田,鲁民之刺裘鞸,直言不咏,短辞以讽,丘明子顺,并谓为诵,斯则野诵之变体,浸被乎人事矣。及三闾《橘颂》,情采芬芳,比类寓意,乃覃及细物矣。

至于秦政刻文,爰颂其德。汉之惠景,亦有述容。沿世并作,相继于时矣。若夫子云之表充国,孟坚之序戴侯,武仲之美显宗,史岑之述熹后,或拟《清庙》,或范《駉》、《那》,虽浅深不同,详略各异,其褒德显容,典章一也。至于班傅之《北征》、《西征》,变为序引,岂不褒过而谬体哉!马融之《广成》、《上林》,雅而似赋,何弄文而失质乎!又崔瑗《文学》,蔡邕《樊渠》,并致美于序,而简约乎篇。挚虞品藻,颇为精核。至云杂以风雅,而不变旨趣,徒张虚论,有似黄白之伪说矣。及魏晋杂颂,鲜有出辙。陈思所缀,以《皇子》为标;陆机积篇,惟《功臣》最显。其褒贬杂居,固末代之讹体也。

原夫颂惟典懿,辞必清铄,敷写似赋,而不入华侈之区;敬慎如铭,而异乎规戒之域;揄扬以发藻,汪洋以树义,虽纤巧曲致,与情而变,其大体所底,如斯而已。

赞者,明也,助也。昔虞舜之祀,乐正重赞,盖唱发之辞也。及益赞于禹,伊陟赞于巫咸,并扬言以明事,嗟叹以助辞也。故汉置鸿胪,以唱言为赞,即古之遗语也。至相如属笔,始赞荆轲。及迁《史》固《书》,托赞褒贬,约文以总录,颂体以论辞;又纪传后评,亦同其名。而仲治《流别》,谬称为述,失之远矣。及景纯注《雅》,动植必赞,义兼美恶,亦犹颂之变耳。

然本其为义,事在奖叹,所以古来篇体,促而不广,必结言于四字之句,盘桓乎数韵之词。约举以尽情,昭灼以送文,此其体也。发源虽远,而致用盖寡,大抵所归,其颂家之细条乎!

赞曰∶

容体底颂,勋业垂赞。镂影攡声,文理有烂。

年积愈远,音徽如旦。降及品物,炫辞作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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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 · 祝盟

南北朝-刘勰

天地定位,祀遍群神,六宗既禋,三望咸秩,甘雨和风,是生黍稷,兆民所仰,美报兴焉!牺盛惟馨,本于明德,祝史陈信,资乎文辞。

昔伊耆始蜡,以祭八神。其辞云∶“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,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。”则上皇祝文,爰在兹矣!舜之祠田云∶“荷此长耜,耕彼南亩,四海俱有。”利民之志,颇形于言矣。至于商履,圣敬日跻,玄牡告天,以万方罪己,即郊禋之词也;素车祷旱,以六事责躬,则雩禜之文也。及周之大祝,掌六祝之辞。是以“庶物咸生”,陈于天地之郊;“旁作穆穆”,唱于迎日之拜;“夙兴夜处”,言于礻付庙之祝;“多福无疆”,布于少牢之馈;宜社类祃,莫不有文:所以寅虔于神祇,严恭于宗庙也。

自春秋以下,黩祀谄祭,祝币史辞,靡神不至。至于张老贺室,致祷于歌哭之美。蒯聩临战,获祐于筋骨之请:虽造次颠沛,必于祝矣。若夫《楚辞·招魂》,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。汉之群祀,肃其百礼,既总硕儒之义,亦参方士之术。所以秘祝移过,异于成汤之心,侲子驱疫,同乎越巫之祝:礼失之渐也。

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,东方朔有骂鬼之书,于是后之谴咒,务于善骂。唯陈思《诘咎》,裁以正义矣。

若乃礼之祭祝,事止告飨;而中代祭文,兼赞言行。祭而兼赞,盖引伸而作也。又汉代山陵,哀策流文;周丧盛姬,内史执策。然则策本书赠,因哀而为文也。是以义同于诔,而文实告神,诔首而哀末,颂体而视仪,太祝所读,固祝之文者也。凡群言发华,而降神务实,修辞立诚,在于无愧。祈祷之式,必诚以敬;祭奠之楷,宜恭且哀:此其大较也。班固之祀涿山,祈祷之诚敬也;潘岳之祭庾妇,祭奠之恭哀也:举汇而求,昭然可鉴矣。

盟者,明也。骍毛旄白马,珠盘玉敦,陈辞乎方明之下,祝告于神明者也。在昔三王,诅盟不及,时有要誓,结言而退。周衰屡盟,以及要劫,始之以曹沫,终之以毛遂。及秦昭盟夷,设黄龙之诅;汉祖建侯,定山河之誓。然义存则克终,道废则渝始,崇替在人,祝何预焉?若夫臧洪歃辞,气截云蜺;刘琨铁誓,精贯霏霜;而无补于汉晋,反为仇雠。故知信不由衷,盟无益也。

夫盟之大体,必序危机,奖忠孝,共存亡,戮心力,祈幽灵以取鉴,指九天以为正,感激以立诚,切至以敷辞,此其所同也。然非辞之难,处辞为难。后之君子,宜存殷鉴。忠信可矣,无恃神焉。

赞曰∶

毖祀钦明,祝史惟谈。立诚在肃,修辞必甘。

季代弥饰,绚言朱蓝,神之来格,所贵无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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