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只说‘明明德’而不说‘亲民’，便似老、佛。”
“只谈‘明明德’而不谈‘亲民’，就和佛、道两家的思想接近了。”

“至善者性也，性元无一毫之恶，故曰至善。止之，是复其本然而已。”
“至善是人的天性，天性本来没有丝毫的恶，因此称至善。至善，只是恢复天性的本来面目而已。”

问：“知至善即吾性，吾性具吾心，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，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，而志定矣。定则不扰扰而静，静而不妄动则安，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。千思万想，务求必得此至善，是能虑而得矣。如此说是否？”
问：“若明白了至善乃是我的本性，我的本性就是我的心，我的心就是至善所要留存的地方，明白了这些我就不会像原来那样急着向外求取，志也就安定了。志定则可摆脱纷扰，不纷扰了就能静下来，静而不妄动就能安，安就能专心致志在至善处。万虑千思，一定是要通过上面这些方法达到至善，这就是思虑达到至善。这样解释是否正确？”

先生曰：“大略亦是。”
先生答：“大致如此。”

问：“程子云：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。’何墨氏兼爱，反不得谓之仁？”
问：“程子说：‘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。’为什么墨家‘兼爱’，反而被说成是不仁呢？”

先生曰：“此亦甚难言，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。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，虽弥漫周遍，无处不是，然其流行发生，亦只有个渐，所以生生不息。如冬至一阳生，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；若无一阳之生，岂有六阳？阴亦然。惟其渐，所以便有个发端处；惟其有个发端处，所以生；惟其生，所以不息。譬之木，其始抽芽，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；抽芽然后发干，发干然后生枝生叶，然后是生生不息。若无芽，何以有干有枝叶？能抽芽，必是下面有个根在。有根方生，无根便死。无根何从抽芽？父子、兄弟之爱，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，如木之抽芽，自此而仁民，而爱物，便是发干生枝生叶。墨氏兼爱无差等，将自家父子、兄弟与途人一般看，便自没了发端处；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，便不是生生不息，安得谓之仁！孝、弟为仁之本，却是仁理从里面发出来。”
先生说：“一言难尽，主要靠你们自己体察出来才能明白。仁是天地生生不息的理，它弥漫宇宙，无处不在，然而它的流行发展，也有个渐进的过程，所以才能生生不息。例如，冬至时一阳开始产生，一定是从一阳开始，渐至六阳才能出现；若没有一阳的产生，又何来六阳？阴也是这样。因为渐进，所以就有个发端之处；因为有个发端处，所以会生长；因为生长，所以生生不息。譬如树木，开始发芽，便是树木生长的发端处；发芽后长干，长完干又开始抽枝生叶，然后繁衍生长永不停止。如果无芽，哪有主干和枝叶？能发芽，必然是下面有根。有根才能活，无根便会枯死。无根哪里去抽芽？父子、兄弟之爱，便是人心生之意的发端处，像树木的发芽，从这里开始而仁爱百姓，泽及万物，便是抽枝生叶。而墨家的‘兼爱’‘无差’等思想，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陌生人一般看待，就没有了发端处；不抽芽，便知它是无根的，便不是生生不息的，哪里谈得上仁？孝、悌是仁的根本，仁理就是从孝悌中产生出来的。”

问：“延平云：‘当理而无私心。’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？”
问：“延平先生说：‘合乎天理而没有私心。’合乎天理和没有私心，怎样区别？”

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，无私心即是当理，未当理便是私心。若析心与理言之，恐亦未善。”
先生说：“心即理，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，不合于理就是存有私心。若分开心与理来谈论，恐怕不妥当。”

又问：“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，都不染着，似无私心；但外弃人伦，却似未当理。”
又问：“佛家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私欲都不沾染，这应该是无私心吧；但他们抛弃人伦，却似乎不合乎天理。”

曰：“亦只是一统事，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。”
先生答：“佛家和世人其实是一回事，两者都是成就他个人的一己私心而已。”

侃问：“持志如心痛，一心在痛上，安有工夫说闲话，管闲事？”
薛侃问：“坚持志向好比心痛，一心在痛上，哪有工夫说闲话，管闲事？”

先生曰：“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，但要使知‘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’，心之神明原是如此，工夫方有着落。若只死死守着，恐于工夫上又发病。”
先生说：“刚开始学习时这样下工夫是好的，但要明白心的神明原本就是‘进出没有时间，不知它要到哪里’，这样工夫才有着落。如果只死守着志向，恐怕又是下错了工夫。”

侃问：“专涵养而不务讲求，将认欲作理，则如之何？”
薛侃问：“专心于涵养的功夫而不关心学问上的讲论，而误把人欲当做天理，怎么办？”

先生曰：“人须是知学，讲求亦只是涵养，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。”
先生说：“人应当知学讲求，求学讲论也只是涵养，不求学讲论只是因为修身养性的志向尚不明确。”

曰：“何谓知学？”
薛侃问：“知学是什么？”

曰：“且道为何而学？学个甚？”
先生说：“且说说你是为何而学？学什么？”

曰：“尝闻先生教，学是学存天理。心之本体即是天理。体认天理，只要自心地无私意。”
薛侃说：“先生曾教导我们，学就是学‘存天理’。心的本体就是天理。体察认知天理，不过就是要使己心无私欲。”

曰：“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，又愁甚理欲不明？”
先生说：“如此今后只需要去克制私欲就可以了，何愁天理和人欲不能明辨？”

曰：“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。”
薛侃说：“只是怕哪是私欲、哪是天理认不真切。”

曰：“总是志未切。志切，目视耳听皆在此，安有认不真的道理！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假外求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，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。”
先生说：“还是志向不真切。志向真切了，眼见耳闻都在理上，哪有认识不清的道理呢？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需要借助外界求得。求学讲论也只是体察自己心所见，不必再去心外另找其他理。”

先生问在座之友：“比来工夫何似？”
先生问在座的朋友：“近来功夫进展如何？”

一友举虚明意思。
一个朋友说自己内心虚明。

先生曰：“此是说光景。”
先生说：“这是说表面现象。”

一友叙今昔异同。
一位朋友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。

先生曰：“此是说效验。”
先生说：“这是说效果。”

二友惘然，请是。
两人茫然不解，请教先生。

先生曰：“吾辈今日用功，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。此心真切，见善即迁，有过即改，方是真切工夫。如此，则人欲日消，天理日明。若只管求光景，说效验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，不是工夫。”
先生说：“我们现在用功，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。心真切，见善就会向往，有错就会改正，这才是真切的功夫。这样一来，私欲日渐消弭，天理日趋显明。如果只沉迷在求光景、说效果上，这样反倒助长了求外的毛病，就不是真正的功夫了。”

朋友观书，多有摘议晦庵者。
朋友们在一起看书，经常批评、议论朱熹。

先生曰：“是有心求异，即不是。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，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，不得不辩。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，未尝异也。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，如何动得一字？”
先生说：“如此吹毛求疵，是不对的。我的学说和朱熹时有不同，主要是在学问的入门功夫方面有毫厘千里之别，不能不分辨清楚。然而，我的心和朱熹的未尝不同。如果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，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？”

希渊问：“圣人可学而至，然伯夷、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？”
希渊问：“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，然而伯夷、伊尹与孔子比，才智不同，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，原因何在？”

先生曰：“圣人之所以为圣，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；犹精金之所以为精，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。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，金到足色方是精。然圣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；犹金之分两有轻重。尧、舜犹万镒，文王、孔子犹九千镒，禹、汤、武王犹七八千镒，伯夷、伊尹犹四五千镒。才力不同，而纯乎天理则同，皆可谓之圣人；犹分两虽不同，而足色则同，皆可谓之精金。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，其足色同也，以夷、尹而厕之尧、孔之间，其纯乎天理同也。盖所以为精金者，在足色，而不在分两，所以为圣者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虽凡人而肯为学，使此心纯乎天理，则亦可为圣人，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，分两虽悬绝，而其到足色处，可以无愧。故曰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者以此。学者学圣人，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。犹炼金而求其足色，金之成色所争不多，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。成色愈下，则锻炼愈难。人之气质清浊粹驳，有中人以上、中人以下，其于道，有生知安行，学知利行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及其成功则一。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，却专去知识、才能上求圣人，以为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、才能逐一理会始得。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，徒弊精竭力，从册子上钻研、名物上考索、形迹上比拟。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，不务锻炼成色，求无愧于彼之精纯，而乃妄希分两，务同彼之万镒，锡、铅、铜、铁杂然而投，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，既其梢末，无复有金矣。”
先生说：“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只是其内心纯然天理而无半点私欲；就像精金之所以精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成色足而没有混杂。人到纯存天理才是圣人，金到足色才是精金。然而圣人的才智，也有大小之分；就像金的分量有轻重不同一样。尧、舜犹如万镒重的金，文王、孔子犹如九千镒，禹、汤、武王犹如七八千镒，伯夷、伊尹犹如四五千镒。他们的才智虽然各不相同，但都纯存天理是相同的，都可以称为圣人；就像金的分量不同，而只要在成色十足，都可称为精金。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，成色一致，把伯夷、伊尹和唐尧、孔丘放在一块，也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是纯然充斥着天理。成为精金的，在于成色足，而不在分量，成为圣人的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智。因此，平常之人只要肯学，使己心纯为天理，同样可成为圣人，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，分量的确悬殊，但就其成色而言，则是毫不逊色的。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求学者学习圣人，不过是要学去除私欲存天理。这就像炼金求成色更足，原料金的成色越足，那么煅烧的工夫就可以省却许多，也更容易成功。成色越低，那么煅烧起来也就愈加费劲。人的天资，清浊混杂，有中等以上与中等以下之分，对于道来说，有生知安行、学知利行的不同，其下者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，自己用百分力，别人用十分力，自己用千分力，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。后世之人不知成为圣贤之本是纯乎天理，却专门去知识与才能上去求取成为圣人，以为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。因此，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工夫，白白浪费精力，从书本上钻研，从名物上考察，从形迹上比拟。知识越广反而私欲会越发滋长，才智越多而天理越被蒙蔽。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，不肯在成色上煅烧自己的金子，以求无逊于别人的精金，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，把锡、铅、铜、铁都夹杂进去，如此分量是增加了，成色却愈低下，炼到最后，不再有金子了。”

时曰仁在傍，曰：“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，大有功于后学。”
当时徐爱在旁边说：“先生这个比喻足以破除前世儒者支离破碎的说法，对后来的学者大有裨益。”

先生又曰：“吾辈用力，只求日减，不求日增。减得一分人欲，便是复得一分天理，何等轻快脱洒，何等简易！”
先生又说：“我们用功，只求一天天减少私欲，不求一天天增长知识。减去一分私欲，便是恢复一分天理，何等轻快洒脱？何等简单易行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