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曰：“欲贵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贵于己者，弗思耳。人之所贵者，非良贵也。赵孟之所贵，赵孟能贱之。诗云：‘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。’言饱乎仁义也，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；令闻广誉施于身，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希求富贵，是人们的共同心理。每个人自身都有可宝贵的东西，只是不去想它罢了。别人给予的尊贵，不是真正的尊贵。赵孟所尊贵的，赵孟也能使他卑贱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既供奉美酒使他陶醉，又献上仁德使他满足。’说的就是已经饱尝了仁义之德，因而不羡慕人家肥肉、精米的美味；广为人知的好名声集于一身，因而不羡慕别人的锦绣衣裳。”

孟子曰：“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胜火。今之为仁者，犹以一杯水，救一车薪之火也；不熄，则谓之水不胜火，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。亦终必亡而已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仁能够战胜不仁，就像水能够战胜火。如今实行仁德的人，就像拿一杯水来救一车木柴燃起的大火；灭不了火，就说水不能战胜火，这又助长了不仁之人的嚣张气焰，最后连他们已有的那点仁德也会丧失掉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五谷者，种之美者也；苟为不熟，不如荑稗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五谷是庄稼中的好东西，可是如果没成熟，还不如稗子之类的野草。仁也是这样，关键在于使它成熟罢了。”

孟子曰：“羿之教人射，必志于彀；学者亦必志于彀。大匠诲人，必以规矩；学者亦必以规矩。”

孟子说：“羿教人射箭，一定要让人把弓拉满；学习的人也一定要努力把弓拉满。技艺高超的木工教导人，一定要遵循规矩，学习的人也一定要遵循规矩。”

任人有问屋庐子曰：“礼与食孰重？”曰：“礼重。”

“色与礼孰重？”曰：“礼重。”

曰：“以礼食，则饥而死；不以礼食，则得食，必以礼乎？亲迎，则不得妻；不亲迎，则得妻，必亲迎乎！”屋庐子不能对，明日之邹以告孟子。

孟子曰：“于答是也何有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。金重于羽者，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？取食之重者，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？取色之重者，与礼之轻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？往应之曰：‘紾兄之臂而夺之食，则得食；不紾，则不得食，则将紾之乎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，则得妻；不搂，则不得妻，则将搂之乎？’”

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：“礼仪和饮食哪个重要？”
屋庐子回答说：“礼仪重要。”
“娶妻和礼仪哪个重要？”
屋庐子说：“礼仪重要。”
任国人继续问：“如果依照礼仪去谋食，就会饿死；不依礼仪去谋食，就能得到吃的，那么一定要遵守礼法吗？依亲迎礼行事，就得不到妻子；不依亲迎礼行事，就能得到妻子，那么一定要依亲迎礼吗？”
屋庐子回答不上来，第二天去邹国，把任国人的话告诉孟子。
孟子说：“回答这个问题有什么难的呢？不去度量根基的高低，而只让顶端平齐，这样的话，一寸厚的小木块，若是放在高处，都可以使它高过尖角的高楼。金子比羽毛重，难道能因此说三钱多重的金子比一车羽毛都重吗？如果拿饮食的重要方面来和礼仪的次要方面对比，何止是吃的重要？拿婚姻的重要方面和礼仪的次要方面对比，何止是娶妻重要？你去跟他说：‘扭住哥哥的胳膊，抢他的饭吃，就能得到吃的；不扭他的胳膊，就得不到吃的，那么就该去扭吗？跨过东邻家的院墙，搂抱未出嫁的女子，就会得到妻子；不搂抱，就得不到妻子，那么就该去搂抱吗？’”

曹交问曰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，有诸？”孟子曰：“然。”“交闻文王十尺，汤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长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则可？”

曰：“奚有于是？亦为之而已矣。有人于此，力不能胜一匹雏，则为无力人矣；今曰举百钧，则为有力人矣。然则举乌获之任，是亦为乌获而已矣。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？弗为耳。徐行后长者谓之弟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岂人所不能哉？所不为也。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尧之服，诵尧之言，行尧之行，是尧而已矣；子服桀之服，诵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”

曰：“交得见于邹君，可以假馆，愿留而受业于门。”

曰：“夫道，若大路然，岂难知哉？人病不求耳。子归而求之，有余师。”

曹交问道：“人人都可以成为尧、舜，有这话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有。”
“我听说周文王身长一丈，商汤身长九尺，现在我身长九尺四寸，只会吃饭罢了，要怎样才可以成为尧、舜呢？”
孟子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只要去做就可以了。假如有个人，他的力气提不起一只小鸡，那么他就是个没力气的人；假如他能举起三千斤，就是个有力气的人了。那么，举得起乌获那样的大力士所能承受的重量的，也就是乌获了。人难道该为不能胜任发愁吗？只是不去做罢了。在长者身后慢慢走，叫做悌；快步走到长者前边去，叫做不悌。慢一点走，难道是人做不到的事吗？只是不去做罢了。尧、舜之道，就是孝和悌而已。你穿上尧的衣服，说尧说的话，做尧做的事，你就是尧了。你穿桀的衣服，说桀说的话，干桀干的事，你就是桀了。”
曹交说：“我要是能见到邹国国君，就向他借个住处，愿意留下来在您门下学习。”
孟子回答说：“道就像条大路，难道难以知晓吗？人的缺点在于不去寻求罢了。你回去找找，老师多着呢。”

公孙丑问曰：“高子曰：‘小弁，小人之诗也。’”

孟子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曰：“怨。”

曰：“固哉，高叟之为诗也！有人于此，越人关弓而射之，则己谈笑而道之；无他，疏之也。其兄关弓而射之，则己垂涕泣而道之；无他，戚之也。小弁之怨，亲亲也。亲亲，仁也。固矣夫，高叟之为诗也！”曰：“凯风何以不怨？”

曰：“凯风，亲之过小者也；小弁，亲之过大者也。亲之过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；亲之过小而怨，是不可矶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矶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‘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’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高子说《小弁》这首诗是小人写的。”
孟子说：“凭什么这么说呢？”
公孙丑回答说：“因为诗里含有怨恨之意。”
孟子说：“高老先生讲诗实在是太机械了。假如说有这么个人，越国人开弓去射他，那么他会笑着讲述此事；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越国人和他关系很远。如果是他的哥哥开弓去射他，他会流着眼泪讲述此事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哥哥是他的亲人。《小弁》的怨恨，正是出于对亲人的爱。热爱亲人是仁的体现。高老先生讲诗实在是太机械了！”
公孙丑说：“《凯风》这首诗为什么没有怨恨之意呢？”
孟子答道：“《凯风》这首诗，母亲的过错不大；《小弁》这首诗，父亲的过错很大。父母的过错很大，却不怨恨，这是越发疏远他们了。父母的过错不大，却去怨恨他们，是受不得刺激。越发疏远是不孝；受不得刺激，也是不孝。孔子说：‘舜大概是最孝顺的了，五十岁还依恋父母。’”

宋牼将之楚，孟子遇于石丘。曰：“先生将何之？”

曰：“吾闻秦楚构兵，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。楚王不悦，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，二王我将有所遇焉。”

曰：“轲也请无问其详，愿闻其指。说之将何如？”

曰：“我将言其不利也。”

曰：“先生之志则大矣，先生之号则不可。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利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。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终去仁义，怀利以相接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仁义，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，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，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，怀仁义以相接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？”

宋牼要到楚国去，孟子在石丘遇到他，孟子说：“您要到哪儿去？”
宋牼回答说：“我听说秦国和楚国要开战，我要去面见楚王劝说他罢兵。假如楚王不听的话，我就去面见秦王劝他罢兵。这两个国君总会有一个听我话的。”
孟子说：“我不想问您详细情况，愿听听你的大意。您打算怎样去劝说他们呢？”
宋牼回答说：“我打算说说交战的不利之处。”
孟子说：“您的志向是很好的，然而您的提法却行不通。您用利来劝说秦王、楚王，秦王、楚王因为有利可图而欢喜，于是终止军事行动，这样的话，军队的将士就会为休战而高兴，从而喜欢利。做臣子的，怀着利益之心去侍奉他的君主，做儿子的怀着利益之心去侍奉他的父亲，做弟弟的怀着利益之心去侍奉他的兄长，这就会导致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间最终都会抛弃仁义，怀着利益之心交往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灭亡的，还没有过。您若以仁义去劝说秦王、楚王，秦王、楚王喜欢仁义而高兴，于是撤除军队，这会使军队将士高兴休兵，进而喜欢仁义。做臣子的怀着仁义之心去侍奉他的君主，做儿子的怀着仁义之心去侍奉他的父亲，做人弟弟的怀着仁义之心去侍奉兄长，这会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除求利的念头，而怀着仁义之心交往，这样却不能统一天下，是不曾有过的。为什么一定要谈到‘利’呢？”

孟子居邹，季任为任处守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处于平陆，储子为相，以币交，受之而不报。他日由邹之任，见季子；由平陆之齐，不见储子。屋庐子喜曰：“连得间矣。”
孟子住在邹国的时候，季任留守任国，代理政事，送礼物给孟子，想交个朋友，孟子收下了礼物，但没有回谢。当孟子住在平陆的时候，储子做齐国卿相，送礼物给孟子，想交朋友，孟子也收下了礼物而没有回谢。过了些日子，孟子从邹国到任国去，拜访了季子；从平陆到齐都去，却没有拜访储子。屋庐子高兴地说：“这回我可找到老师的岔子了。”于是问道：“您到任国去，拜访了季子，到齐都，却没拜访储子，是因为储子只是个卿相吗？”

问曰：“夫子之任见季子，之齐不见储子，为其为相与？”
孟子回答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《尚书》说：‘享献之礼推重仪节，如果仪节没有到位，礼物再多也不算是享献，因为没有用心于此。’是因为这样不称其为享献。

曰：“非也。书曰：‘享多仪，仪不及物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。’为其不成享也。”
屋庐子很高兴。有人问他，屋庐子回答说：“季子无法亲自到邹国去拜访先生，储子却可以亲自到平陆去拜访。”

屋庐子悦。或问之。屋庐子曰：“季子不得之邹，储子得之平陆。”

淳于髡曰：“先名实者，为人也；后名实者，自为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”

孟子曰：“居下位，不以贤事不肖者，伯夷也；五就汤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；不恶污君，不辞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趋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？”

曰：“鲁缪公之时，公仪子为政，子柳、子思为臣，鲁之削也滋甚。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！”

曰：“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贤则亡，削何可得与？”

曰：“昔者王豹处于淇，而河西善讴；绵驹处于高唐，而齐右善歌；华周、杞梁之妻善哭其夫，而变国俗。有诸内必形诸外。为其事而无其功者，髡未尝睹之也。是故无贤者也，有则髡必识之。”

曰：“孔子为鲁司寇，不用，从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税冕而行。不知者以为为肉也。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。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，不欲为苟去。君子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。”

淳于髡说：“把名声功业看得很重的人，是为了济世救民，不很看重名声功业的人，是为了独善其身。您是齐国三卿之一，有关上助君王、下救百姓的名声、功业都没有，就要离开齐国，仁者难道原本就是这样的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身处卑贱的地位，不以自己贤能之身侍奉无德之君，这是伯夷；五次前往商汤那里，又五次前往夏桀那里的，这是伊尹；不厌恶污浊之君，不拒绝做个小官的人是柳下惠。这三个人的处世之道并不相同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。这一致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应该说就是仁。君子做到仁就可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处处相同呢？”
淳于髡说：“鲁穆公的时候，公仪子执政，子柳、子思当大臣，鲁国的国土削减得更厉害了。像这样，贤德的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孟子说：“虞国不任用百里奚，因而亡国，秦穆公重用百里奚，因而称霸。不任用贤人就会导致灭亡，想要勉强支撑都是做不到的。”
淳于髡说：“从前王豹住在淇水边的时候，住在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，绵驹住在高唐，齐国西部的人都善唱歌，华周、杞梁的妻子擅长哭夫，因而改变了国家的民俗。里面存在的东西，一定会体现在外面。做某种事，却不见功效的，我从未见过。因此说，是没有贤人；有的话，我一定会知道他。”
孟子说：“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，不被重用，跟随君主祭祀，祭肉没有送到他这里，于是没顾上摘掉祭祀时戴的礼帽，就离开了。不了解孔子的人以为他是为了祭肉的缘故，了解孔子的人认为他是为了鲁君的失礼而离开的。至于孔子，他就是想要担点小罪名离开，不想随便走掉。君子所做的事，普通人本来就不能了解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