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圣人无所不知，只是知个天理；无所不能，只是能个天理。圣人本体明白，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，便去尽个天理。不是本体明后，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，便做得来也。天下事物，如名物度数、草木鸟兽之类，不胜其烦，圣人须是本体明了，亦何缘能尽知得？但不必知的，圣人自不消求知；其所当知的，圣人自能问人；如‘子入太庙，每事问’之类。先儒谓‘虽知亦问，敬谨之至’，此说不可通。圣人于礼乐名物，不必尽知，然他知得一个天理，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。不知能问，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。”
先生说：“圣人无所不知，只是知道天理；圣人无所不能，只是能循天理。圣人的本体明白，因此事事都知道天理所在，循理去做而已。但也不是本体明白之后，那么天下的事物就都知道了，就都做得出来了。天下的事物，比如名物、度数、草木、鸟兽之类，不计其数，圣人即使在本体上明白了，但不可能一一尽知的。其实也没有必要一一尽知的，圣人也不追求了解这些；应当知道的，圣人自然会询问别人；例如‘子入太庙，每事问’之类。朱熹先生引用伊和靖的话，说‘虽知亦问，敬谨之至’，这种观点不正确。圣人对于礼乐名物，不需要全都知道，然而他知道一个天理，就自然会知道很多规矩法度。不知道的马上问，这也正是天理礼仪所要求的。”

问：“先生尝谓善、恶只是一物。善恶两端，如冰炭相反，如何谓只一物？”

先生曰：“至善者，心之本体。本体上才过当些子，便是恶了。不是有一个善，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。故善、恶只是一物。”

直因闻先生之说，则知程子所谓“善固性也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”。

又曰：“善、恶皆天理。谓之恶者，本非恶，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。”其说皆无可疑。

问：“先生曾经说善恶其实是一件事。善恶两个方面，形同冰炭不相容，怎么能说是一件事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所谓的至善，是心的本体。本体上稍有闪失就是恶了。而不是先有一个善，然后再有一个恶跑来和它相对应。所以说善恶只是一件事。”
黄直因为听了先生的学说，才理解了程颐所言“善固性也，恶亦不可不谓之性”“善、恶皆天理。谓之恶者，本非恶，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”。对这些说法，黄直疑惑顿消。

先生尝谓：“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，恶恶如恶恶臭，便是圣人。”
先生曾经说：“一个人只要能喜好善像喜好美色，厌恶恶像厌恶恶臭那样，就是圣人了。”

直初闻之，觉甚易，后体验得来，此个功夫着实是难。如一念虽知好善、恶恶，然不知不觉，又夹杂去了。才有夹杂，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、恶恶如恶恶臭的心。善能实实的好，是无念不善矣；恶能实实的恶，是无念及恶矣。如何不是圣人？故圣人之学，只是一诚而已。
黄直刚刚听先生说时，觉得很容易，后来亲身体验后，才知道这功夫其实很难。比如心里的念头虽然知道喜欢善、厌恶恶，然而不知不觉就会掺杂进别的东西。稍有掺杂，就不是好善如同喜爱美色，憎恶如同讨厌恶臭了。如果能实实在在地喜好善，那么就没有一个念头不善了；如果能实实在在地厌恶恶，那么就没有一个念头涉及恶了。如此怎么会不是圣人呢？因此，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个“诚”字而已。

问：“《修道说》言‘率性之谓道’，属圣人分上事；‘修道之谓教’，属贤人分上事。”
问：“《修道说》里所讲的‘率性之谓道’是属于圣人分内的事；‘修道之谓教’是属于贤人分内的事，特请教于先生。”

先生曰：“众人亦率性也，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，故‘率性之谓道’属圣人事。圣人亦修道也，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，故‘修道之谓教’属贤人事。”
先生说：“普通人也能‘率性’，但‘率性’在圣人身上分量多，所以说‘率性之谓道’是圣人分内的事。圣人也‘修道’，但‘修道’在贤人身上分量多，所以说‘修道之谓教’是贤人分内的事。”

又曰：“《中庸》一书，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，故后面凡说君子，说颜渊，说子路，皆是能修道的；说小人，说贤、知、愚、不肖，说庶民，皆是不能修道的。其他言舜、文、周公、仲尼至诚至圣之类，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。”
先生又说：“《中庸》一书，大部分都是说‘修道’的事，因此，在它后边的章句里凡是说到君子，都是在说颜渊、子路，他们都是能‘修道’的人；凡是说到小人，说到贤者、智者、愚者、不肖者、庶民，他们都是不能‘修道’的人。其他的说到舜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等，这类至诚至圣的，则又是自然‘修道’的圣人。”

问：“儒者到三更时分，扫荡胸中思虑，空空静静，与释氏之静只一般，两下皆不用，此时何所分别？”
问：“儒家学者在三更半夜时，荡涤心中的思虑，空空静静，与佛家所说的静是一样的，此时，儒、佛两家的功夫都未应事接物，那两者的区别又在哪呢？”

先生曰：“动静只是一个。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，只是存天理，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。如今应事接物的心，亦是循此天理，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。故动静只是一个，分别不得。知得动静合一，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。”
先生说：“动静只是一件事。在三更半夜时空空静静地存天理，也就是如今应接事物的心。如今应接事物的心，也是要遵循天理，那就是半夜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。因此，动静是一个事，分不开的。知晓了动静合一的道理，佛与儒的毫厘之差也就掩盖不住了。”

门人在座，有动止甚矜持者。
在座的学生中，有一个人的举止过于矜持。

先生曰：“人若矜持太过，终是有弊。”
先生说：“人要是过于矜持了，终究存在弊端。”

曰：“矜得太过，如何有弊？”
问：“过于矜持，怎么会存在弊端呢？”

曰：“人只有许多精神，若专在容貌上用功，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。”
先生说：“人精力是有限的，如果一味在容貌上下工夫，那么往往就不能照顾到内心了。”

有太直率者。先生曰：“如今讲此学，却外面全不检束，又分心与事为二矣。”
门人中有过于直率的人。先生说：“如今讲良知学说，如果在外表上完全不加约束，又把心和事分成两回事了。”

门人作文送友行，问先生曰：“作文免不了费思，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。”
有一个学生写文章为朋友送行，问先生说：“写文章难免费心思，写过后一两天还总记挂在心上。”

曰：“文字思索亦无害；但作了常记在怀，则为文所累，心中有一物矣，此则未可也。”
先生说：“写文章时思考并无害处；只是作完文总放不下，那么就会被文章所牵累，心中存有一件事物，这就大可不必了。”

又作诗送人。先生看诗毕，谓曰：“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，若说得太过了，亦非修辞立诚矣。”
又有人写诗送人。先生看了之后，说：“但凡写诗作文，要根据自己的天分和能力，如果说得太过分了，也就不是修辞立诚了。”

“文公‘格物’之说，只是少头脑。如所谓‘察之于念虑之微’，此一句不该与‘求之文字之中，验之于事为之著，索之讲论之际’混作一例看，是无轻重也。”
“朱熹先生‘格物’的学说，缺少一个主宰处。譬如他所说的‘察之于念虑之微’，这一句不应该和‘求之文字之中，验之于事为之著，索之讲论之际’混在一块去看，这是没有轻重之分。”

问“有所忿鉣”一条。
就《大学》中“有所忿鉣”这一说法向先生请教。

先生曰：“忿鉣几件，人心怎能无得，只是不可‘有’耳。凡人忿鉣，着了一分意思，便怒得过当，非廓然大公之体了。故有所忿鉣，便不得其正也。如今于凡忿鉣等件，只是个物来顺应，不要着一分意思，便心体廓然大公，得其本体之正了。且如出外见人相斗，其不是的，我心亦怒。然虽怒，却此心廓然，不曾动些子气。如今怒人，亦得如此，方才是正。”
先生说：“愤怒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等情绪，人心中怎会没有呢？只是不应当有罢了。一个人在愤怒时，如果多一分意思，就是愤怒得过了，就不是廓然大公的本体了。因此，有所愤怒，心就不能中正。如今，对于愤怒等情绪，只要顺其自然，不过分在意，心的本体自然就廓然大公，从而实现本体的中正平和了。例如，在外面看见人打斗，对于那个无理的，我心中也会很愤怒。但虽然愤怒，但我心坦然，不曾生过多的气。现在对人有愤怒情绪，也应该如此，这才为中正平和。”

先生尝言：“佛氏不着相，其实着了相；吾儒着相，其实不着相。”
先生曾说：“佛教不执著于‘相’，其实却执著于‘相’；我们儒家对于‘相’执著，其实却对‘相’不执著。”

请问。
学生向先生请教其中的含义。

曰：“佛怕父子累，却逃了父子；怕君臣累，却逃了君臣；怕夫妇累，却逃了夫妇。都是为了个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着了相，便须逃避。如吾儒有个父子，还他以仁；有个君臣，还他以义；有个夫妇，还他以别。何曾着父子、君臣、夫妇的相？”
先生说：“佛教徒怕父子亲情相互拖累，就逃脱了父子亲情；怕君臣忠义相互拖累，就逃脱了君臣忠义；怕夫妻情分相互拖累，就逃脱了夫妻情分。这都是因为执著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妻的‘相’，才要逃避。像我们儒家有父子关系的，导之以仁爱；君臣关系的，导之以公义；夫妻关系的，导之以礼节。什么时候有过执著于父子、君臣、夫妻的相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