侃问：“持志如心痛，一心在痛上，安有工夫说闲话，管闲事？”
薛侃问：“坚持志向好比心痛，一心在痛上，哪有工夫说闲话，管闲事？”

先生曰：“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，但要使知‘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’，心之神明原是如此，工夫方有着落。若只死死守着，恐于工夫上又发病。”
先生说：“刚开始学习时这样下工夫是好的，但要明白心的神明原本就是‘进出没有时间，不知它要到哪里’，这样工夫才有着落。如果只死守着志向，恐怕又是下错了工夫。”

侃问：“专涵养而不务讲求，将认欲作理，则如之何？”
薛侃问：“专心于涵养的功夫而不关心学问上的讲论，而误把人欲当做天理，怎么办？”

先生曰：“人须是知学，讲求亦只是涵养，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。”
先生说：“人应当知学讲求，求学讲论也只是涵养，不求学讲论只是因为修身养性的志向尚不明确。”

曰：“何谓知学？”
薛侃问：“知学是什么？”

曰：“且道为何而学？学个甚？”
先生说：“且说说你是为何而学？学什么？”

曰：“尝闻先生教，学是学存天理。心之本体即是天理。体认天理，只要自心地无私意。”
薛侃说：“先生曾教导我们，学就是学‘存天理’。心的本体就是天理。体察认知天理，不过就是要使己心无私欲。”

曰：“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，又愁甚理欲不明？”
先生说：“如此今后只需要去克制私欲就可以了，何愁天理和人欲不能明辨？”

曰：“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。”
薛侃说：“只是怕哪是私欲、哪是天理认不真切。”

曰：“总是志未切。志切，目视耳听皆在此，安有认不真的道理！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假外求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，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。”
先生说：“还是志向不真切。志向真切了，眼见耳闻都在理上，哪有认识不清的道理呢？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需要借助外界求得。求学讲论也只是体察自己心所见，不必再去心外另找其他理。”

先生问在座之友：“比来工夫何似？”
先生问在座的朋友：“近来功夫进展如何？”

一友举虚明意思。
一个朋友说自己内心虚明。

先生曰：“此是说光景。”
先生说：“这是说表面现象。”

一友叙今昔异同。
一位朋友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。

先生曰：“此是说效验。”
先生说：“这是说效果。”

二友惘然，请是。
两人茫然不解，请教先生。

先生曰：“吾辈今日用功，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。此心真切，见善即迁，有过即改，方是真切工夫。如此，则人欲日消，天理日明。若只管求光景，说效验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，不是工夫。”
先生说：“我们现在用功，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。心真切，见善就会向往，有错就会改正，这才是真切的功夫。这样一来，私欲日渐消弭，天理日趋显明。如果只沉迷在求光景、说效果上，这样反倒助长了求外的毛病，就不是真正的功夫了。”

朋友观书，多有摘议晦庵者。
朋友们在一起看书，经常批评、议论朱熹。

先生曰：“是有心求异，即不是。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，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，不得不辩。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，未尝异也。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，如何动得一字？”
先生说：“如此吹毛求疵，是不对的。我的学说和朱熹时有不同，主要是在学问的入门功夫方面有毫厘千里之别，不能不分辨清楚。然而，我的心和朱熹的未尝不同。如果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，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？”

希渊问：“圣人可学而至，然伯夷、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？”
希渊问：“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，然而伯夷、伊尹与孔子比，才智不同，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，原因何在？”

先生曰：“圣人之所以为圣，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；犹精金之所以为精，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。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，金到足色方是精。然圣人之才力，亦有大小不同；犹金之分两有轻重。尧、舜犹万镒，文王、孔子犹九千镒，禹、汤、武王犹七八千镒，伯夷、伊尹犹四五千镒。才力不同，而纯乎天理则同，皆可谓之圣人；犹分两虽不同，而足色则同，皆可谓之精金。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，其足色同也，以夷、尹而厕之尧、孔之间，其纯乎天理同也。盖所以为精金者，在足色，而不在分两，所以为圣者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力也。故虽凡人而肯为学，使此心纯乎天理，则亦可为圣人，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，分两虽悬绝，而其到足色处，可以无愧。故曰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者以此。学者学圣人，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。犹炼金而求其足色，金之成色所争不多，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。成色愈下，则锻炼愈难。人之气质清浊粹驳，有中人以上、中人以下，其于道，有生知安行，学知利行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，及其成功则一。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，却专去知识、才能上求圣人，以为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、才能逐一理会始得。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，徒弊精竭力，从册子上钻研、名物上考索、形迹上比拟。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，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。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，不务锻炼成色，求无愧于彼之精纯，而乃妄希分两，务同彼之万镒，锡、铅、铜、铁杂然而投，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，既其梢末，无复有金矣。”
先生说：“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只是其内心纯然天理而无半点私欲；就像精金之所以精的原因，只是因为成色足而没有混杂。人到纯存天理才是圣人，金到足色才是精金。然而圣人的才智，也有大小之分；就像金的分量有轻重不同一样。尧、舜犹如万镒重的金，文王、孔子犹如九千镒，禹、汤、武王犹如七八千镒，伯夷、伊尹犹如四五千镒。他们的才智虽然各不相同，但都纯存天理是相同的，都可以称为圣人；就像金的分量不同，而只要在成色十足，都可称为精金。把五千镒放入万镒之中，成色一致，把伯夷、伊尹和唐尧、孔丘放在一块，也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是纯然充斥着天理。成为精金的，在于成色足，而不在分量，成为圣人的，在纯乎天理，而不在才智。因此，平常之人只要肯学，使己心纯为天理，同样可成为圣人，比如一两精金和万镒之金对比，分量的确悬殊，但就其成色而言，则是毫不逊色的。‘人皆可以为尧、舜’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求学者学习圣人，不过是要学去除私欲存天理。这就像炼金求成色更足，原料金的成色越足，那么煅烧的工夫就可以省却许多，也更容易成功。成色越低，那么煅烧起来也就愈加费劲。人的天资，清浊混杂，有中等以上与中等以下之分，对于道来说，有生知安行、学知利行的不同，其下者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，自己用百分力，别人用十分力，自己用千分力，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。后世之人不知成为圣贤之本是纯乎天理，却专门去知识与才能上去求取成为圣人，以为圣人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。因此，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工夫，白白浪费精力，从书本上钻研，从名物上考察，从形迹上比拟。知识越广反而私欲会越发滋长，才智越多而天理越被蒙蔽。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，不肯在成色上煅烧自己的金子，以求无逊于别人的精金，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的万镒，把锡、铅、铜、铁都夹杂进去，如此分量是增加了，成色却愈低下，炼到最后，不再有金子了。”

时曰仁在傍，曰：“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，大有功于后学。”
当时徐爱在旁边说：“先生这个比喻足以破除前世儒者支离破碎的说法，对后来的学者大有裨益。”

先生又曰：“吾辈用力，只求日减，不求日增。减得一分人欲，便是复得一分天理，何等轻快脱洒，何等简易！”
先生又说：“我们用功，只求一天天减少私欲，不求一天天增长知识。减去一分私欲，便是恢复一分天理，何等轻快洒脱？何等简单易行！”

士德问曰：“‘格物’之说，如先生所教，明白简易，人人见得；文公聪明绝世，于此反有未审，何也？”
杨骥问：“‘格物’之说，诚如先生所教诲的，简单明白，人人都能理解；朱熹先生聪明绝世，而对格物的阐释反而不准确，为什么呢？”

先生曰：“文公精神气魄大，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，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。若先切己自修，自然不暇及此。到得德盛后，果忧道之不明，如孔子退修六籍，删繁就简，开示来学，亦大段不费甚考索。文公早岁便着许多书，晚年方悔，是倒做了。”
先生说：“朱子精神气魄宏伟，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，因而，他一直在考索著述上苦下工夫。如果他是先切己自修，自然无暇顾及于此。等到他德行高时，果然担心道之不明于世，就像孔子退而专修六经，删繁就简，开示来学，也免去了许多考据工夫。朱子早年便看许多书，晚年才后悔把治学的次序做倒了。”

士德曰：“晚年之悔，如谓‘向来定本之误’，又谓‘虽读得书，何益于吾事’，又谓‘此与守书籍，泥言语，全无交涉’，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，方去切己自修矣。”
杨骥说：“朱熹晚年之悔，如他所说的‘向来定本之误’，又说‘虽读得书，何益于吾事’，又说‘此与守书籍，泥言语，全无交涉’，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这时候后悔从前的用功方向错了，自此开始切己自修。”

曰：“然。此是文公不可及处，他力量大，一悔便转。可惜不久即去世，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。”
先生答：“是的。这正是世人不及朱熹之处，他意志力强大，一悔悟便自行修正。只可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，之前的许多错处都来不及改正了！”

侃去花间草，因曰：“天地间何善难培，恶难去？”

先生曰：“未培未去耳。”少间，曰：“此等看善恶，皆从躯壳起念，便会错。”

侃未达。

曰：“天地生意，花草一般，何曾有善恶之分？子欲观花，则以花为善，以草为恶。如欲用草时，复以草为善矣。此等善恶，皆由汝心好恶所生，故知是错。”

曰：“然则无善无恶乎？”

曰：“无善无恶者理之静，有善有恶者气之动。不动于气，即无善无恶，是谓至善。”

曰：“佛氏亦无善无恶，何以异？”

曰：“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，便一切都不管，不可以治天下。圣人无善无恶，只是‘无有作好’‘无有作恶’，不动于气，然‘遵王之道’，会其有极，便自一循天理，便有个裁成辅相。”

曰：“草既非恶，即草不宜去矣？”

曰：“如此却是佛、老意见。草若是碍，何妨汝去？”

曰：“如此又是作好、作恶。”

曰：“不作好恶，非是全无好恶，却是无知觉的人。谓之不作者，只是好恶一循于理，不去又着一分意思。如此，即是不曾好恶一般。”

曰：“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，不着意思？”

曰：“草有妨碍，理亦宜去，去之而已。偶未即去，亦不累心。若着了一分意思，即心体便有贻累，便有许多动气处。”

曰：“然则善恶全不在物？”

曰：“只在汝心。循理便是善，动气便是恶。”

曰：“毕竟物无善恶？”

曰：“在心如此，在物亦然。世儒惟不知此，舍心逐物，将‘格物’之学看错了，终日驰求于外，只做得个‘义袭而取’，终身行不著，习不察。”

曰：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，则如何？”

曰：“此正是一循于理，是天理合如此，本无私意作好作恶。”

曰：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，安得非意？”

曰：“却是诚意，不是私意。诚意只是循天理。虽是循天理，亦着不得一分意。故有所忿鉣、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，须是廓然大公，方是心之本体。知此，即知‘未发之中’。”

伯生曰：“先生云‘草有妨碍，理亦宜去’。缘何又是躯壳起念？”

曰：“此须汝心自体当。汝要去草，是甚么心？周茂叔窗前草不除，是甚么心？”

薛侃给花圃除草时，顺便问：“天地间为什么善难以培养出来，恶难以去除？”
先生说：“没有所谓的培养也没有所谓的去除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这样看善恶，都是从表面上来说的，容易出错。”
薛侃不解先生的意思。
先生说：“天地间万物生生不息，像花草一样，哪里有善恶的分别？你想赏花，就以花为善，以草为恶。如果你需要用草时，则会认为草是善的。这样善恶区别，都是因为你心中的好恶所引起的，所以是错误的。”
薛侃问：“那么就没有善恶之别了吗？”
先生说：“没有善没有恶是理的宁静，有善有恶是心的异动。心不动，就没有善和恶之分了，这就是至善的境界。”
薛侃问：“佛教也没有善恶的观念，这与先生的主张有何异同？”
先生说：“佛教只在无善无恶上下工夫，其他的一切都不管了，这样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。圣人讲的无善无恶，只是不要有意为善，不要有意为恶，不为气所动，如果遵循先王之道，达到极致，自然便能依循天理，便能‘裁成天地之道，辅助天敌之宜’。”
薛侃说：“既然草不该简单归于恶类，那么就不用将草除掉了。”
先生说：“这样说就是佛、道的思想了。草如果有碍花的生长，你除掉它又有何妨呢？”
薛侃说：“这样又是有好恶归类了。”
先生说：“不着意为善去恶，并非完全没有好恶之分，那样岂不成了没有感知的人。所谓不着意，是指人的好恶要遵循天理，不另外夹杂丝毫私心杂念。如此，就如同未曾简单分类好恶一般。”
薛侃问：“草该不该被除是怎样循天理，而不夹杂私欲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草对花的生长有妨碍，理应拔除，那就除去。偶尔有些没有除去，也不要记在心上。如果心中有一分在意，那么心体就会被它所累，便会有许多地方被意气所动。”
薛侃问：“那么所谓善恶全然与具体事物无关了？”
先生说：“善恶只在你的心是否循理。遵循理就是善，不循理就是恶。”
薛侃问：“那么具体事物本身终究是没有善恶的，是吗？”
先生说：“在心是这样，在物亦然。世儒不能够认识到这一层，才会舍心逐物，因此将格物之学弄反了，整天忙于向外寻求，最终只是做得个‘义袭而取’，终其一生，不过行而不明，习而不察。”
薛侃问：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，该如何理解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这正是遵循天理，天理本应当如此，本来也没有什么刻意地先分出个好恶来。”
薛侃说：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，怎么能说是刻意地事先分别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这是诚意，不是私欲。诚意就是遵循天理。遵循天理去做事，也不能先在主观上提前分出个好坏来。因此有一丝激愤、怨恨、喜欢、高兴，那么心就不能保持中正平和，必须得是不先入为主，不带成见，这样才是心的本体。明白了这些，也就明白了什么是‘未发之中’了。”
孟源在旁边插话说：“先生说‘草妨碍到你了，理应拔掉’。怎么又说这是从外表上产生的私念呢？”
先生说：“这需要你自己在心里体会。你要除掉草，是什么心思？周敦颐不拔掉窗前的草又是什么心思？”

先生谓学者曰：“为学须得个头脑，工夫方有着落。纵未能无间，如舟之有舵，一提便醒。不然，虽从事于学，只做个‘义袭而取’，只是行不著，习不察，非大本、达道也。”
先生对求学者说：“做学问必须有头脑，如此功夫才有着落。纵然做不到一遇即懂，融会贯通，但有了头脑就如船有舵，一提便明白。不然，虽苦学用功，但也只是‘义袭而取’，只能行而不明，习而不察，不是天下的大本与达道。”

又曰：“见得时，横说竖说皆是。若于此处通，彼处不通，只是未见得。”
先生接着又说：“有了头脑，横说直讲你都能整明白。如果此处明白了，别处又不明白了，只是因为没有用脑。”

或问为学以亲故，不免业举之累。
问：“为了父母而做学问，难免被科举中第所累吧？”

先生曰：“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，则治田以养其亲者，亦有累于学乎？先正云‘惟患夺志’，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”。
先生答：“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，要是这样，那么为了侍奉父母而种田，也有碍于学习？程颐说‘惟患夺志’，是说只怕是求学的志向不真切呀！”

崇一问：“寻常意思多忙，有事固忙，无事亦忙，何也？”
崇一问：“平时意念思想很忙乱，有事时固然会忙，无事时也觉得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先生曰：“天地气机，元无一息之停，然有个主宰，故不先不后，不急不缓。虽千变万化，而主宰常定，人得此而生。若主宰定时，与天运一般不息，虽酬酢万变，常是从容自在，所谓‘天君泰然，百体从令’。若无主宰，便只是这气奔放，如何不忙！”
先生说：“天地间万物的变化，本来就没有一刻是会停息的，但有了一个主宰，变化时就会不先不后，不急不缓。即使千变万化，而主宰却是安定的，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。如果主宰的安定，如同天地运行一样永无停息，即使日理万机，也从容自在，也就是所谓的‘天君泰然不动，百体从撙令而行’。如果没有主宰，只是个意气用事，怎么会不忙呢？”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