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当路于齐，管仲、晏子之功，可复许乎？”

孟子曰：“子诚齐人也，知管仲、晏子而已矣。或问乎曾西曰；‘吾子与子路孰贤？’曾西蹙然曰：‘吾先子之所畏也。’曰：‘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？’曾西艴然不悦，曰：‘尔何曾比予于管仲？管仲得君，如彼其专也；行乎国政，如彼其久也；功烈，如彼其卑也。尔何曾比予于是？’”

曰：“管仲，曾西之所不为也，而子为我愿之乎？”

曰：“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显。管仲、晏子犹不足为与？”

曰：“以齐王，由反手也。”

曰：“若是，则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后崩，犹未洽于天下；武王、周公继之，然后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则文王不足法与？”

曰：“文王何可当也？由汤至于武丁，贤圣之君六七作。天下归殷久矣，久则难变也。武丁朝诸侯有天下，犹运之掌也。纣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遗俗，流风善政，犹有存者；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皆贤人也，相与辅相之，故久而后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，是以难也。齐人有言曰：‘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；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。’今时则易然也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盛，地未有过千里者也，而齐有其地矣；鸡鸣狗吠相闻，而达乎四境，而齐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于此时者也；民之憔悴于虐政，未有甚于此时者也。饥者易为食，渴者易为饮。孔子曰：‘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’当今之时，万乘之国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犹解倒悬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。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先生如果做了齐国的相，管仲、晏子的功业，有希望再度出现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你果然是齐国人，就知道管仲、晏子。曾有人问曾西说：‘您和子路相比，谁更贤能些？’曾西不安地说：‘他是先父所敬畏的人呀。’那人又问：‘那么您和管仲相比，谁更贤能些？’曾西变了脸色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‘你怎么能拿我和管仲相比？管仲得到他的君王的信任是那样专一，行使国家的政权是那样长久，功业却是那样卑微，你怎么能拿我和他相比？’”孟子又接着说：“管仲，是曾西所不屑的，你以为我愿意学他吗？”
公孙丑说：“管仲辅佐其君而称霸，晏子辅佐其君而扬名。管仲、晏子还不值得学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以齐国的实力推行王道来统一天下，易如反掌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您这么说，我更糊涂了。以文王的贤德，活了将近一百岁才逝世，还没有能统一天下，直到武王，周公继承他的事业，然后大大地推行王道，才统一天下。现在您把统一天下说得这么容易，那么，连周文王都不值得学习了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文王，怎么是能与他相比呢？从汤到武丁，贤圣的君王有六七个，天下归附于殷商久了，久了就难以改变。武丁使诸侯来朝贡，统治天下，就像玩弄于手掌之上那么轻而易举。纣离武丁不久，先王时的世家贵族、美好习俗、醇厚民风、仁惠政教，还有所留存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胶鬲——都是些贤人——在共同辅佐他，所以能统治很久以后才失去政权。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属于纣王所有，没有一个百姓不归纣王统治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文王还只能从方圆百里的小地方兴起，所以是很困难的。齐国人有句话说：‘虽然有智慧，不如趁形势；虽然有农具，不如等农时。’现在的时势就很利于用王道统一天下：夏、商、周三代兴盛的时候，没有哪一国的国土有超过方圆千里的，而现在的齐国却超过了；鸡鸣狗吠的声音互相听得见，一直到四周的边境，现在齐国有了这么多的百姓。疆土不必再扩张，百姓不必再增加，只需推行仁政就能统一天下，谁也阻挡不住啊。况且仁义的君王没有出现，这是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稀缺的：老百姓被暴政所残害，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严重的。饥饿的人，可以很容易让他吃饱；口渴的人，可以很容易让他喝足。孔子说：‘贤德的推广，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。’现在这个时候，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推行起仁政来，老百姓必然爱戴它，就像被倒挂吊着的人得到解救一样。所以只要做到古人一半的事情，功业就会比古人多出一倍，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如此。”

公孙丑问曰：“夫子加齐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虽由此霸王不异矣。如此，则动心否乎？”

孟子曰：“否。我四十不动心。”

曰：“若是，则夫子过孟贲远矣。”

曰：“是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。”

曰：“不动心有道乎？”

曰：“有。北宫黝之养勇也，不肤挠，不目逃，思以一豪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。不受于褐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。视刺万乘之君，若刺褐夫。无严诸侯。恶声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养勇也，曰：‘视不胜犹胜也。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，是畏三军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’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宫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昔者曾子谓子襄曰：‘子好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缩，虽褐宽博，吾不惴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’孟施舍之守气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”

曰：“敢问夫子之不动心，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？”

“告子曰：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。’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，可；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。故曰：‘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’”

“既曰‘志至焉，气次焉’，又曰‘持其志无暴其气’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志壹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者趋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”

“敢问夫子恶乎长？”

曰：“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

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

曰：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，馁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尝知义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无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芒芒然归。谓其人曰：‘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长矣。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。以为无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”

“何谓知言？”

曰：“诐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。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；发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起，必从吾言矣。”

“宰我、子贡善为说辞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‘我于辞命则不能也。’然则夫子既圣矣乎？”

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？昔者子贡、问于孔子曰：‘夫子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！’夫圣，孔子不居，是何言也？”

“昔者窃闻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而微。敢问所安。”

曰：“姑舍是。”

曰：“伯夷、伊尹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，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

“伯夷、伊尹于孔子，若是班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自有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有同与？”

曰：“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。行一不义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”

曰：“敢问其所以异？”

曰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智足以知圣人。污，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‘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舜远矣。’子贡曰：‘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。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’有若曰：‘岂惟民哉？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太山之于丘垤，河海之于行潦，类也。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’”

公孙丑问道：“先生如果做了齐国的卿相，得以推行自己的主张，即使成就了霸王的事业，也是不奇怪的。如果这样，您会动心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不。我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这么说，先生远远超过孟贲了。”
孟子说：“这不难，告子在我之前就做到不动心了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做到不动心，有什么方法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有。北宫黝培养勇气的办法是，肌肤被刺也不颤动发抖，眼睛被戳也能目不转睛，但他觉得，受了他人一点小委屈，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鞭打了一般。既不平民百姓的侮辱，也不受大国之君的侮辱。在他看来，刺杀大国之君，和刺杀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。他不畏惧诸侯王。有人骂他，他一定回击。孟施舍培养勇气呢，是说：‘我把不能取胜的形势看成可以取胜。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才前进，考虑到可以取胜才交战，这是害怕敌人的三军。我孟施舍咋能战无不胜，只能无所畏惧罢了。’（培养勇气的方法，）孟施舍像曾子，北宫黝像子夏。这两个人的勇气，不知道谁更强，然而，孟施舍所守的较能符合要领。从前曾子对子襄说：‘你喜欢勇敢吗？我曾经从先生那里听过什么是大勇：自我反省而发现正义不在我，那么即使是普通百姓，我也不去恐吓他；自我反省而认为正义在我，即使面对千军万马，我也勇往直前。’孟施舍所守的是一身盛气，曾子却能有所反省，循理而动，所以，孟施舍又不如曾子所守把握住要领。”
孟子说：“告子讲过：‘言语有过失，不必到内心去寻求原因，心中有所不安，不必求助于意气。’心中有所不安，不必求助于意气，是可以的；言语有过失，不必到内心去寻求原因，却不可以。思想意志呢，是感情意气的统帅，感情意气是充满体内的力量。思想意志到哪里，感情意气就跟着到哪里。所以说：‘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，也不要滥用感情妄动意气。’”
公孙丑说：“既然说‘思想意志到哪里，感情意气就跟着到哪里’，又说‘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，也不要滥用感情妄动意气’，为什么呢？”
孟子说：“思想意志专一，就能调动感情意气跟随它；感情意气专一，就会影响思想意志。比方说跌倒、奔跑，这是下意识的气有所动，但也能反过来扰动心志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先生擅长哪方面？”
孟子说：“我能够判断人们的语言，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什么叫做浩然之气？”
孟子说：“难以讲清楚啊。它作为一种气，是最强大，最刚健的，用正直来培养它而不伤害它，就能充塞于天地之间。它作为一种气，是合乎义和道的；没有这个，它就疲弱了。它是日积月累的正义所生长出来的，不是偶然地有过正义的举动就取得的。如果行为有愧于心，气就萎缩了。因此我说，告子不曾懂得义，因为他把义看做是外在的东西。（对浩然之气，）一定要培养它，不能停止下来；心里不能忘记它，也不妄自助长它。不要像那个宋国人一样。宋国有个担心禾苗长不快而把它拔高的人，非常疲倦地回去，告诉他的家人说：‘今天累坏了，我帮助禾苗长高了。’他的儿子跑过去看，禾苗都枯槁了。天底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少见啊。（说到浩然之气，）以为培养无益而放弃的，是不为禾苗除草的人；有意帮助它生长的，是拔苗的人。不仅无益，而且有害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怎样才算‘能够判断人们的语言’？”
孟子说：“偏颇的言辞，知道它在哪一方面被遮蔽而不明事理；过分的言辞，知道它耽溺于什么而不能自拔；邪僻的言辞，知道它违背了什么道理而乖张不正；搪塞的言辞，知道它在哪里理屈而终于词穷。言辞的过失产生于思想认识，危害于政治；把它体现于政令措施，就会危害具体工作。如果圣人复生，一定会赞同我的话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宰我、子贡善于说话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阐述德行。孔子兼而有之，但他又说：‘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。’那么先生您已经是圣人了吧？”
孟子说：“呦！这是什么话呀？从前子贡问孔子道：‘先生是圣人了吧？’孔子说：‘圣人，我做不到，我只是学习而不知满足，教育而不知疲倦。’子贡说：‘学习而不知满足，是明智；教育而不知疲倦，是仁爱。明智而且仁爱，先生已经是圣人了！’圣人，连孔子都不愿自居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！”
公孙丑说：“以前我听说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都有某一方面得到孔子真传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全面地得到孔子真传但气象比孔子小些。请问您自居于哪一种人？
孟子说：“暂且不谈这个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伯夷、伊尹怎么样？”
孟子说：“与孔子不同。不是他理想的君主，他不服侍；不是他理想的百姓，他不使唤；天下太平就进取，天下大乱就退隐，这是伯夷。服侍不理想的君主有什么关系，使唤不理想的百姓有什么关系；天下太平也进取，天下大乱也进取，这是伊尹。可以做官就做官，可以不做就不做，可以长久留任就长久留任，可以迅速离任就迅速离任，这是孔子。这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没有一样能做到；要说愿望的话，我愿学孔子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伯夷、伊尹和孔子不是一样的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不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像孔子那样的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那么他们有相同之处吗？”
孟子说：“有。如果得到纵横百里的土地而做君王，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觐而统一天下。做一件不义的事，杀一个无辜的人因而得到天下，他们都不干。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。”
公孙丑说：“请问他们又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孟子说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的聪明足以了解孔子。他们的智慧再低下，也不至于偏袒他们所喜爱的人。宰我说：‘凭我对先生的观察，他比尧、舜强多了。’
子贡说：‘看某时某地的礼制，就可以了解它的政治状况；听某时某地的音乐，就可以了解它的道德风气。从百代以后，去评价百代以来的君王，没有人能违背这个规律而有所隐蔽。我认为自从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像先生那样的人。’有若说：‘难道只是人有高下之分吗？麒麟对于走兽，凤凰对于飞鸟，泰山对于土堆，河海对于积水，都算是同类。圣人对于人，也是同类。突出于所属的类，超拔于所属的群，自从有人类以来，还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。’”

孟子曰：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孟子说：“倚仗实力，打着仁义的旗号而统一天下的就是霸道；推行霸道，一定得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基础；依靠道德，推行仁义而统一天下的叫做王道；实行王道，不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基础。商汤凭借的仅是纵横七十里的土地，文王凭借的仅是纵横百里的土地。倚仗实力来使人服从的，并不是真心服从，只不过力量不足相敌罢了；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，却是心悦诚服，就像七十个弟子服从孔子一样。《诗经》说：‘从西从东，从南从北，无不心悦诚服。’正是说的这一点。”

孟子曰：“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。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。关讥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。耕者助而不税，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。廛无夫里之布，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。信能行此五者，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能济者也。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者，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尊重有德行的人，任用有才能的人，在位为官的人优异杰出，那么，天下的士人都会高兴，而乐意在他的朝廷做官了；做生意的，只抽取货仓税而不征货物税，或竟连货仓税也不收，那么，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，而乐意把货物存放在他的市场上了。关卡，只稽查而不征税，那么天下旅行的人都会高兴，而乐意从他的道路经过了。种田的人，只需助耕公田而不征地税，那么天下的农夫都会高兴，而乐意在他的田野上耕种了。人们居住的地方，不收雇役钱和惩罚性地税，那么，天下的老百姓都会高兴，而乐意到那里侨居了。一个君王如果能实行这五项措施，那么邻国的老百姓就会仰望他像仰望父母一样了。率领子女，来攻打他们的父母，这种事情自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能够成功的。这样做，就能无敌于天下。无敌于天下的人，就是天所派遣的官吏。如果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，从来没有过的呀。”
这段话，孟子从五个方面详细谈了他的“仁政”构想，合起来看，就是任贤使能，宽厚民生，老百姓就有归属感。如果有人要毁掉这样的政权，破坏老百姓的好日子，老百姓就会拼命。这就是孟子反复讲的“仁者无敌”的意思。
这五个方面，除第一条是讲用人问题外，其余四条全讲赋税问题。而且《孟子》一书中多次讲要减轻农民、商人的赋税，他甚至说，要是谁的税率超过了十分抽一，那他就是夏桀那样的暴君。这些也就是孟子的施政纲领。由此可见，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，是让老百姓丰衣足食，“有恒产”，使老百姓（包括农民、商人）都变成有产者。这种思想对现在的当政者也有启示的作用。
“此章言能行王政，则寇戎为父子；不行王政，则赤子为仇雠。”

孟子曰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

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，非恶其声而然也。

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谓其君不能者，贼其君者也。

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

孟子说：“人都有怜恤别人的心理。古代的君王有怜恤别人的心，这才有怜恤别人的政治。用怜恤别人的心去实行怜恤别人的政治，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玩弄东西那样简单。所以说人们都有怜恤别人的心理，譬如说，现在有人忽然看见小孩子快要掉到井里去，都有惊骇、同情的心情，这并不是为了和小孩子的父母攀交情，不是为了在乡里朋友间博取声誉，也不是因为厌恶那小孩子的哭声才这样的。
“由此看来，没有恻隐之心，不算人；没有羞耻之心，不算人；没有辞让之心，不算人；没有是非之心，不算人。恻隐之心，是仁的萌芽；羞耻之心，是义的萌芽；辞让之心，是礼的萌芽；是非之心，是智的萌芽。人有这四种萌芽，就如同他有四肢。有这四种萌芽而自称不能行善的人，是自己残害自己的人；说他的君王不能行善的人，是残害君王的人。凡是有这四种萌芽在身上的人，就该懂得把它们都扩充起来，就像火开始燃烧，泉水开始流出。如果能够扩充它们，就足以安抚天下；如果不能扩充它们，那就连父母都侍奉不了。”

孟子曰：“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？矢人唯恐不伤人，函人唯恐伤人。巫匠亦然，故术不可不慎也。孔子曰：‘里仁为美。择不处仁，焉得智？’夫仁，天之尊爵也，人之安宅也。莫之御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。不仁、不智、无礼、无义，人役也。人役而耻为役，由弓人而耻为弓，矢人而耻为矢也。如耻之，莫如为仁。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”
孟子说：“造箭的人难道比造铠甲的人本性残忍吗？造箭的人唯恐不能伤害人，造铠甲的人唯恐伤害人。巫医和木匠也是这样。所以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。孔子说：‘和仁人处邻里是最好的。自己选择而不自处于仁，怎能说是明智的？’仁哪，是天设的最尊贵的爵位，是人最安稳的宅居。没有人能阻挡，这样还不仁，这就是不智了。不仁、不智，无礼、无义，是要被他人所奴役的。被人奴役却耻于服役，就好比造弓的人却耻于造弓，造箭的人却耻于造箭。如果确实以为耻辱，不如实行仁。实行仁，就好比射箭，射箭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姿势然后才发射；发射而没有射中，不埋怨胜过自己的人，只要反过来找自己的问题就行了。”

孟子曰：“子路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。禹闻善言则拜。大舜有大焉，善与人同。舍己从人，乐取于人以为善。自耕稼、陶、渔以至为帝，无非取于人者。取诸人以为善，是与人为善者也。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。”

孟子说：“子路，别人指出他的过错，他就高兴。禹，听到好的言论，就向人家行礼。大舜更加了不起，他把善当作人所共享，舍弃自己的不足，学习别人的长处，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完善自己。从他种田、做瓦器、打鱼一直到做天子，无时无刻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优点。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完善自己，这就是同别人一起行善。所以君子最了不起的就是同别人一起行善。”

孟子曰：“伯夷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。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。立于恶人之朝，与恶人言，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。推恶恶之心，思与乡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若将浼焉。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，不受也。不受也者，是亦不屑就已。柳下惠，不羞污君，不卑小官。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。遗佚而不怨，阨穷而不悯。故曰：‘尔为尔，我为我，虽袒裼裸裎于我侧，尔焉能浼我哉？’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，援而止之而止。援而止之而止者，是亦不屑去已。”

孟子曰：“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。隘与不恭，君子不由也。”

孟子说：“伯夷（这个人），不是他敬仰的君主，不去侍奉；不是他中意的朋友，不去结交。不在有坏人的朝廷做官，不同坏人讲话。在有坏人的朝廷做官，同坏人讲话，就像穿着上朝的礼服，戴着上朝的礼帽坐在泥土和炭灰上一样。他把厌恶坏人的心情扩充开来，于是，同乡下人站在一起，假如那人帽子不正，他就羞愧地避开，好像会弄脏了自己似的。因此诸侯王尽管有好言好语来请他做官，他也不接受。他不接受，这是因为他以为接近他们就不干净了。柳下惠不以侍奉污浊的君主为羞愧，不以当小官为卑微，入朝做官，不隐藏他的贤能，一定依照他的原则办事；被弃不用，他不埋怨，处境困穷，他不发愁。所以他说：‘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即使在我身边赤身裸体，你怎么能玷污我呢？’因此他能高高兴兴地与任何人相处而不丧失自己，让他留下他就留下。让他留下他就留下，这是因为他不把避开当作高洁。”孟子又说：“伯夷气量小，柳下惠不严肃。气量小和不严肃，君子是不效仿的呀。”

孟子将朝王，王使人来曰：“寡人如就见者也，有寒疾，不可以风。朝，将视朝，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？”

对曰：“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”

明日，出吊于东郭氏。公孙丑曰：“昔者辞以病，今日吊，或者不可乎？”

曰：“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吊？”

王使人问疾，医来。

孟仲子对曰：“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忧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趋造于朝，我不识能至否乎。”

使数人要于路，曰：“请必无归，而造于朝！”

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。

景子曰：“内则父子，外则君臣，人之大伦也。父子主恩，君臣主敬。丑见王之敬子也，未见所以敬王也。”

曰：“恶！是何言也！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，岂以仁义为不美也？其心曰：‘是何足与言仁义也’云尔，则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陈于王前，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。”

景子曰：“否，非此之谓也。礼曰：‘父召无诺；君命召不俟驾。’固将朝也，闻王命而遂不果，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。”

曰：“岂谓是与？曾子曰：‘晋楚之富，不可及也；彼以其富，我以吾仁；彼以其爵，我以吾义，吾何慊乎哉？’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？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达尊三：爵一，齿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，乡党莫如齿，辅世长民莫如德。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故将大有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；欲有谋焉，则就之。其尊德乐道，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故汤之于伊尹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王；桓公之于管仲，学焉而后臣之，故不劳而霸。今天下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无他．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汤之于伊尹，桓公之于管仲，则不敢召。管仲且犹不可召，而况不为管仲者乎？”

孟子正要去朝见齐王，齐王派人来说：“我本该来见您，可是着凉了，不能吹风。您如果来朝见，我就临朝办公，不知道可以让我见到您吗？”
孟子答道：“我也不幸得了病，不能上朝廷去。”
次日，孟子到东郭家吊丧。公孙丑说：“昨天托病拒绝朝见，今天又去吊丧，恐怕不好吧？”
孟子说：“昨天病了，今天好了，为什么不去吊丧？”
齐王派人来问病，医生也来了。
孟仲子答道：“昨天大王有命令来，正赶上夫子也得了小病，不能上朝廷去。今天病稍好些，他就上朝廷去了，我不知到了没有？”
他又打发几个人到孟子归家的路上拦住孟子，说：“请一定别回来，直接到朝廷去吧！”
孟子不得已，到景丑家歇宿。景子说：“在家有父子，在外有君臣，这都是重要的人际关系。父子以恩爱为主，君臣以恭敬为主。我只见大王尊敬您，却没见您尊敬大王。”
孟子说：“嗬！这是什么话！齐国人没有拿仁义向大王进言的，难道认为仁义不好吗？他心里说，‘这个人哪里值得和他讲仁义’，如此而已，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。我呢，不是尧、舜的道理，不敢在大王的面前说，所以齐国人没有比我更尊敬大王的。”
景子说：“不，我不是指这个。礼经上说：‘父亲召唤，答“唯”不答“诺”，君王召唤，不等车马准备好就出发。’你本来要去朝见，听到大王的命令反而不去，似乎和礼的规范有些不合。”
孟子说：“难道我说的是这个道理？曾子说：‘晋王和楚王的财富，我是比不上的。但是他倚仗他的财富，我倚仗我的仁；他倚仗他的爵位，我倚仗我的义，我何必自以为比他少点什么？’不义的话，曾子会说吗？这话也许有一番道理吧。天下公认为尊贵的东西有三个：爵位是一个，年龄是一个，道德是一个。在朝廷上先论爵位，在乡里先论年龄，辅助君王治理天下、统治人民，先论道德。怎么可以因为占了其中一个，而来骄慢其他两个？所以想要大有作为的君王，一定有他不能召见的臣子。如果有事要商量，就主动到臣子那里去。他尊重道德喜爱道义，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，是不足以和他一道有所作为的。所以商汤对于伊尹，首先是向他学习，然后才把他当臣子，因此不操劳就统一了天下；齐桓公对于管仲，首先是向他学习，然后才把他当臣子，因此不操劳就称霸于诸侯。当今天下各国，国土是一样大小，品德是一般高低，没有人能超过别人。没有别的原西，就因为都喜欢把自己所教导的人当臣子，而不喜欢把教导自己的人当臣子。商汤对于伊尹，齐桓公对于管仲，那是不敢召唤的。管仲尚且不可以召唤，何况不屑于做管仲的人呢？”

陈臻问曰：“前日于齐，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；于宋，馈七十镒而受；于薛，馈五十镒而受。前日之不受是，则今日之受非也；今日之受是，则前日之不受非也。夫子必居一于此矣。”

孟子曰：“皆是也。皆适于义也。当在宋也，予将有远行。行者必以赆，辞曰：‘馈赆。’予何为不受？当在薛也，予有戒心。辞曰：‘闻戒。’故为兵馈之，予何为不受？若于齐，则未有处也。无处而馈之，是货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？”

陈臻问道：“前些日子在齐国，齐王送您上等金一百镒，而您不接受；在宋国，宋君送您七十镒，您接受了；在薛，薛君送您五十镒，您也接受了。如果先前的不接受是对的，那么今天的接受就是错的了；如果今天的接受是对的，那么先前的不接受就是错的了。二者之间，您必有一个是错的。”
孟子说：“都是对的。在宋国的时候，我将要去远行，对远行的人照风俗是要送些盘缠的；因此他说：‘赠送盘缠。’我为何不接受？在薛的时候，我有戒备之心；因此他说：‘听说您有戒备之心，赠送买兵器的钱。’我为何不接受？至于在齐国，就没什么理由了。没有理由而送钱给我，这是收买我。哪里有君子能被收买的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