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国论

春秋之末,至于战国,诸侯卿相皆争养士。自谋夫说客、谈天雕龙、坚白同异之流,下至击剑扛鼎、鸡鸣狗盗之徒,莫不宾礼,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,何可胜数。

越王句践有君子六千人;魏无忌、齐田文、赵胜、黄歇、吕不韦,皆有客三千人;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,齐稷下谈者亦千人;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,皆致客无数。下至秦、汉之间,张耳、陈馀号多士,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,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。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,度其馀,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。此皆奸民蠹国者,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?

苏子曰: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。国之有奸也,犹鸟兽之有鸷猛,昆虫之有毒螫也。区处条理,使各安其处,则有之矣;锄而尽去之,则无是道也。

吾考之世变,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,盖出于此,不可以不察也。夫智、勇、辨、力,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,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,皆役人以自养者也,故先王分天下之贵富与此四者共之。此四者不失职,则民靖矣。四者虽异,先王因俗设法,使出于一。三代以上出于学,战国至秦出于客,汉以后出于郡县吏,魏、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,隋、唐至今出于科举。虽不尽然,取其多者论之。

六国之君虐用其民,不减始皇、二世,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,以凡民之秀杰者,多以客养之,不失职也。其力耕以奉上,皆椎鲁无能为者,虽欲怨叛,而莫为之先,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始皇初欲逐客,因李斯之言而止。既并天下,则以客为无用,于是任法而不任人,谓民可以恃法而治,谓吏不必才,取能守吾法而已。故堕名城,杀豪杰,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。向之食于四公子、吕不韦之徒者,皆安归哉?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?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?秦之乱虽成于二世,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,有以处之,使不失职,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。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,不知其将噬人,世以始皇为智,吾不信也。

楚、汉之祸,生民尽矣,豪杰宜无几,而代相陈豨过赵,从车千乘,萧、曹为政,莫之禁也。至文、景、武之世,法令至密,然吴王濞、淮南、梁王、魏其、武安之流,皆争致宾客,世主不问也。岂惩秦之祸,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,故少宽之,使得或出于此也耶?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,曰:“君子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也。”呜呼,此岂秦、汉之所及也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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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词简介

苏轼的《六国论》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,突出强调了“士”的作用,指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,是久存的原因。只要把那些“士”养起来,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,国家就可以安定了。

翻译

春秋末年,直至战国,诸侯卿相,都争相供养士人(来)为自己谋划。(上至)那些谋士辩客、善于辩论、善于言辞的人,下至(那些)长于技击、力大无穷(乃至)技能卑下的人,没有不待之以宾客之礼的。(那些)穿着华美的服饰、吃着精美的食物而被安置在上等的馆舍中的士人,(多到)数也数不完。越王勾践有六千门客;魏公子无忌、齐公子田文、平原君赵胜、春申君黄歇、吕不韦都有三千门客;而田文(还)招揽了六万名崇尚侠义的奸猾之徒在薛地安家。齐国稷下的辩士也有上千人;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,都招揽了无数门客。下至秦汉年间,张耳、陈馀号称“多士”(有许多门客),所豢养的宾客都是天下的杰出人才,而(甚至)田横也有五百名门客。那些约略可以从传记中的人就像这么多,(可以)料想其他的不见于史传的士人应当是官吏的数倍或是农夫的一半了。这些人都是使唤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,老百姓如何能承受得起,国家又如何能承受得起呢!

我认为:这是古代先王所不能免除的。国家中有奸猾之徒,就好像鸟兽中有猛禽猛兽,昆虫有(带)毒螯(的虫子)一样。分门别类、区别对待,使他们各自安于自己的处境,就能够使他们为自己所用了,把他们全部铲除干净,就不是正确的方法。

我考查世事的变迁,知道六国之所以能长久存在而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,就是由此造成的,不能够不加以省察啊。那些有智谋、有勇气、有辩才、有能力的人,这四类人都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,(他们)大多不能穿破旧的衣服,吃粗陋的食物来供养别人,都是使唤别人来供养自己的人,因此前代的君王把天下的富贵分给这四类人和他们共同享用。这四类人虽然各不相同,但是前代的君王根据(当时的)实际情况设立选拔制度,使他们通过同一种方式选拔产生。夏商周以前由学校中选拔产生,战国直到秦代由客卿中产生,汉代以后从郡县制中产生,魏晋以后从九品中正制中产生,隋唐直到现在从科举制度中产生。虽然并非完全如此,(我只是)选择其中比较多的现象论述。

六国的国君暴虐地奴役百姓(的程度),不亚于秦始皇、秦二世,然而当时的百姓没有一个反叛,因为(当时)凡是民众中的优秀杰出的人大多被作为客卿供养起来了,各有各的职守。那些努力耕种来奉养上等人的人,都是愚钝而没有能力的人,(他们)即使想要反叛,但是没有人充当他们的带头人,这就是六国之所以稍稍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啊。

秦始皇起先要驱逐客卿,因为李斯的言论而作罢;吞并天下之后,就认为客卿没有用处了。于是凭借法制而不凭借人治,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律治理(好),认为官吏不一定要有才能,选择能够遵守自己的法令(的人)就行了。因而毁坏名城,诛杀豪杰,(使得)民众中优秀杰出的人流散回归到田亩之中。先前那些被四公子吕不韦之流的人所供养的人,他们都回到哪里呢?不知道他们是(甘愿)面黄肌瘦地老死在普通百姓之间呢,还是会放弃耕种长声叹息来等待时机呢?(显然是后者)秦朝的动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的时期,然而假如秦始皇知道担忧这四类人,使他们各有各的职守的话,秦国灭亡不至于像这样迅速。把上百万的虎狼放纵到山林中而使他们饱受饥渴,不知道他们将要吃人,世人都认为秦始皇明智,我不相信。

楚汉争战的祸乱,老百姓都差不多了,豪杰应当(也)所剩无几了,而代国的丞相陈豨经过赵国的时候,跟随的车辆有上千乘,萧何曹参当政,也没有禁止过。到文帝、景帝、武帝的时候,法令极其严密,但是吴王刘濞、淮南王、梁王、魏其侯、武安侯之类的人,都争相招致宾客。是不是以秦朝的祸乱为警戒,认为功名富贵不能完全约束天下的士人,因而稍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,使得有人能够通过这种方法被选拔出(而不留在民间成为隐患)呢?

至于前代帝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,(他们)认为:“君子学习道理就知道爱人,普通人学习道理就容易驱使。”哎,这哪里是秦、汉两代所能比得上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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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(宋)

苏轼简介

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,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)人,字子瞻,一字和仲,号东坡居士。苏老泉长子,苏颍滨兄。与父、弟合称“三苏”,故又称“大苏”。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年)进士。嘉祐六年(1061年),再中制科,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。宋英宗治平二年(1065年),召除判登闻鼓院,寻试馆职,除直史馆。治平三年,父卒,护丧归蜀。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,服除,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,权开封府推官。熙宁四年(1070年),上书论王介甫新法之不便,出为杭州通判。徙知密、徐二州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移知湖州,因诗托讽,逮赴台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狱罢,贬黄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。元丰四年(1081年),移汝州团练副使。元丰八年(1085年)春,得请常州居住,十月起知登州。寻召除起居舍人。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年)迁中书舍人,改翰林学士兼侍读。元祐四年(1089年),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会大旱,饥疾并作,东坡请免上供米,又减价粜常平米,存活甚众。杭近海,民患地泉咸苦,东坡倡浚河通漕,又沿西湖东西三十里修长堤,民德之。元祐六年(1091年),除翰林学士承旨,寻因谗出知颍州,徙扬州。后以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。绍圣元年(1094年),贬惠州。绍圣四年(1097年),再贬儋州。累贬琼州别驾,居昌化。宋徽宗即位,元符三年(1100年)赦还,提举玉局观,复朝奉郎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卒于常州,年六十四(按: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,时已入1037年)。宋孝宗时谥文忠。东坡于文学艺术堪称全才。其文汪洋恣肆,清新畅达,与欧阳文忠并称“欧苏”,为唐宋八大家之一;为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比喻,独具风格,与黄山谷并称“苏黄”;作词开豪放一派,变词体绮靡之风,下启南宋,与辛稼轩并称“苏辛”;工书,擅行、楷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山谷、米元章、蔡君谟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与可,喜作枯木怪石,论画主张神似。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东坡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和陶诗》四卷、《东坡七集》、《东坡志林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、《仇池笔记》《论语说》等。《全宋诗》东坡诗,卷一至卷四六,以清道光刊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为底本,卷四七、卷四八,以清干隆刊冯踵息《苏文忠诗合注》为底本。校以宋刊半叶十行本《东坡集》《东坡后集》(残,简称集甲)、宋刊半叶十二行本《东坡集》《东坡后集》(残,简称集乙,集甲、集乙合称集本)、宋眉山刊《苏文忠公文集》(残,简称集丙)、宋黄州刊《东坡先生后集》(残,简称集丁),宋刊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》(简称集戊)、宋刊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》(残,简称集注)、宋嘉泰刊施德初、顾景繁《注东坡先生诗》(残,简称施甲)、宋景定补刊施、顾《注东坡先生诗》(残,简称施乙,施甲、施乙合称施本)、宋黄善夫家塾刊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(简称类甲)、宋泉州刊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(残,简称类乙)、元务本书堂刊《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(简称类丙,类甲、类乙、类丙,合称类本)、明成化刊《东坡七集》(简称七集)、明万历刊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(简称外集)、清查初白《补注东坡编年诗》(简称查注)、清冯踵息《苏文忠诗合注》(简称合注)。参校资料一为金石碑帖和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的有关部分;一为清人、近人的苏诗校勘批语,其中有何义门焯所校清康熙刊《施注苏诗》(简称何校),卢檠斋、纪晓岚所校清干隆刊查注(分别简称卢校、纪校),章茗簃所校缪艺术风覆明成化《东坡七集》(简称章校)。卷四八所收诗篇除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外,还分别采自《春渚纪闻》、《侯鲭录》等书,亦据所采各书及有关资料进行校勘。新辑集外诗,编为第四九卷。生平见《宋史·卷三百三十八·苏轼传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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