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·外篇·古今正史第二

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结绳以理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儒者云：“伏羲氏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又曰：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‘三坟’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‘五典’，言常道也。”《春秋传》载楚左史能读三坟、五典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外史掌三皇、五帝之书。”由斯而言，则坟、典文义，三、五史策，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。

爰及后古，其书不传，惟唐、虞已降，可得言者。然自尧而往，圣贤犹述，求其一二，仿佛存焉。而后来诸子，广造奇说，其语不经，其书非圣。故马迁有言：“神农已前，吾不知矣。”班固亦曰：“颛顼之事，未可明也。”斯则坟、典所记，无得而称者焉。右说三坟五典案尧、舜相承，已见坟、典；周监二代，各有书籍。至孔子讨论其义，删为《尚书》，始自唐尧，下终秦穆，其言百篇，而各为之序。

属秦为不道，坑儒禁学，孔子之末孙曰忠，壁藏其书。汉室龙兴，旁求儒雅，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，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。时伏生年且百岁，言不可晓，口授其书，才二十九篇。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、大小夏侯。宣帝时，复有河内女子，得《泰誓》一篇献之，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，行之于世。其篇所载年月，不与序相符会，又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子》所引《泰誓》不同，故汉、魏诸儒，咸疑其谬。

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即孔忠所藏，科斗之文字也。鲁恭王坏孔子旧宅，始得之于壁中。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，增多二十五篇，更以隶古字写之，编为四十六卷。司马迁屡访其事，故多有古说。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。值武帝末，巫蛊事起，经籍道息，不获奏上，藏诸私家。刘向取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脱误甚众。至于后汉，孔子之本遂绝。其有见于经典者，诸儒皆谓之逸书。王肃亦注《今文尚书》，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，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？

晋元帝时，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《传》奏上，而缺《舜典》一篇，乃取肃之《尧典》，从“慎徽”以下分为《舜典》以续之。自是欧阳、大小夏侯家等学，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注废，而古文孔传独行，列于学官，永为世范。齐建武中，吴兴人姚方兴采马、王之义以造孔传《舜典》，云于大航购得，诣阙以献。举朝集议，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，其文入北，中原学者得而异之，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。古今人所习《尚书·舜典》，元出于姚氏者焉。右说《尚书》当周室微弱，诸侯力争，孔子应聘不遇，自卫而归。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，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。上遵周公遗制，下明将来之法，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。

经成以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为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当世君臣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故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

及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传。邹氏无师，夹氏有录无书，故不显于世，汉兴，董仲舒、公孙弘并治《公羊》，其传习者有严、颜二家之学。宣帝即位，闻卫太子私好《穀梁》，乃召名儒蔡千秋、萧望之等大议殿中，因置博士。

平帝初，立《左氏》。逮于后汉，儒者数廷毁之。会博士李封卒，遂不复补。

逮和帝元兴十一年，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。至魏、晋，其书渐行，而二《传》亦废。今所用《左氏》本，即杜预所注者。右说《春秋》。

又当春秋之世，诸侯国自有史。故孔子求众家史记，而得百二十国书。如楚之书，郑之志，鲁之春秋，魏之纪年，此其可得言者。

左丘明既配经立传，又撰诸异同，号曰《外传国语》，二十一篇。斯盖采书、志等文，非唯鲁之史记而已。

楚、汉之际，有好事者，录自古帝王，公侯、卿大夫之世，终乎秦末，号曰《世本》，十五篇。春秋之后，七雄并争，秦并诸侯，则有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。

汉兴，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，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右说《左传》。

孝武之世，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，勒成一史，其意未就而卒。子迁乃述父遗志，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删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据楚、汉列国时事，上自黄帝，下讫麟止，作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，都谓之《史记》。厥协《六经》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言，藏诸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以俟后圣君子。

至宣帝时，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。而十篇未成，有录而已。元、成之间，褚先生更补其缺，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》、《日者》等传，辞多鄙陋，非迁本意也。

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，以迁书周、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，不专据正经，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凭旧典，以纠其谬。今则与《史记》并行于代焉。右说《史记》《史记》所书，年止汉武，太初以后，阙而不灵。其后刘向、向子歆及诸好事者，若冯商、卫衡、扬雄、史岑、梁审、肆仁、晋冯、段肃、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等相次撰续，迄于哀、平间，犹名《史记》。

至建武中，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，不足以踵前史；又雄、歆褒美伪新，误后惑众，不当垂之后代者也。于是采其旧事；旁贯异闻，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。

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，乃起元高皇，终乎王莽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，综其行事，上下通洽，为《汉书》纪、表、志、传百篇。其事未毕，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《史记》者，有诏京兆书系，悉录家书封上。固弟超诣阙自陈，明帝引见，言固续父所作，不敢改易旧书，帝意乃解。即出固，征诣校书，受诏卒业。经二十余载，至章帝建初中乃成。

固后坐窦氏事，卒于洛阳狱，书颇散乱，莫能综理。其妹曹大家，博学能属文，奉诏校叙。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，从大家受读。其八表乃《天文志》等，犹未克成，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。而《古今人表》尤不类本书。

始自汉末，迄乎陈世，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，至于专门受业，遂与《五经》相亚。

初，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，乃诏侍中荀悦依《左氏传》体，删为《汉纪》三十篇，命秘书给纸笔。经五六年乃就。其言简要，亦与纪传并行。右说《汉书》在汉中兴，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作《世祖本纪》，并撰功臣及新市、平林、公孙述事，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

自是以来，春秋考纪亦以焕炳，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。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、表、名臣、节士、儒林、外戚诸传，起自建武，讫乎永初。事业垂竟，而珍、尤继卒。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、王子、功臣、恩泽侯表、南于单、西羌传、地理志。至元嘉元年，复令太中大夫边韶、大军营司马崔寔、议郎朱穆、曹寿杂作《孝穆》、《崇》及《顺烈皇后传》，又增《外戚传》入思安等后，《儒林列传》入崔篆诸人。寔、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《百官表》，顺帝功臣《孙程》、《郭愿》及《郑众》、《蔡伦》等传。凡百十有四篇，号曰《汉纪》。熹平中，光禄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、杨彪、卢植著作东观，接续纪传之可成者，而邕别作《朝会》、《车服》二志。后坐事徙朔方，上书求还，续成十志。会董卓作乱，大驾西迁，史臣废弃，旧文散佚。及在许都，杨彪颇存注记。至于名贤君子，自永初已下阙续。魏黄初中，唯著《先贤表》，故《汉记》残缺，至晋无成。

泰始中，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，缀其所闻，起元兴武，终于孝献，录世十二，编年二百，通综上下，旁引庶事，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，号曰《续汉书》。

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《东观记》为《汉后书》，帝纪十二、皇后纪二、典十、列传七十、谱三，总九十七篇。其十典竟不成而卒。自斯已往，作者相继，为编年者四族，创纪传者五家，推其所长，华氏居最。而遭晋室东徙，三惟一存。

至宋宣城太守范晔，乃广集学徒，穷览旧籍，删烦补略，作《后汉书》，凡十纪、十志、八十列传，合为百篇。会晔以罪被收，其十志亦未成而死。先是，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《汉氏后书》，依荀悦体，著《后汉纪》三十篇。世言汉中兴史者，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右说《后汉书》魏史，黄初、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、缪袭草创纪传，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韦诞、应璩，秘书监王沈、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，司徒右长史孙该、司隶校尉傅玄等，复共撰定。其后王沈独就其业，勒成《魏书》四十四卷。其书多为时讳，殊非实录。

吴大帝之季年，始命太史丁孚、郎中项峻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文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，更敕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、华覈访求往事，相与记述。并作之中，曜、莹为首。当归命侯时，昭广先亡，曜、莹徙黜，史官久阙，书遂无闻。覈表请召曜、莹续成前史，其后曜独终其书，定为五十五卷。

至晋受命，海内大同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，撰为《国志》凡六十五篇。夏侯湛时亦著《魏书》，见寿所作，便坏已草而罢。及寿卒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《国志》明乎得失，辞多劝戒，有益风化，愿垂采录。于是诏下河南尹，就家写其书。

先是，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，事止明帝。其后孙盛撰《魏氏春秋》，王隐撰《蜀记》，张勃撰《吴录》，异闻错出，其流最多。宋文帝以《国志》载事伤于简略，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，补注其阙。由是世言《三国志》者，以裴《注》为本焉。右说《三国志》晋史，洛京时，著作郎陆机始撰《三祖纪》，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。会中朝丧乱，其书不存。先是，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，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，未就而卒。子隐博学多闻，受父遗业，西都事迹，多所详究。过江为著作郎，受诏撰晋史。为其同僚虞预所诉，坐事免官。家贫无资，书未遂就，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。亮给其纸笔，由是获成，凡为《晋书》八十九卷。咸康六年，始诣阙奏上。隐虽好述作，而辞拙才钝。其书编次有序者，皆铨所修；章句混漫者，必隐所作。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《晋纪》，自宣迄愍七帝，五十三年，凡二十二卷。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甚为当时所称。

晋江左史官，自邓粲、孙盛、檀道鸾、王韶之已下，相次继作。远则偏记两帝，近则唯叙八朝。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，始撰《晋中兴书》，勒成一家，首尾该备。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、西二史，合成一书。

皇家贞观中，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，制作虽多，未能尽善，乃敕史官更加纂录。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，兼引伪史十六国书，为纪十、志十二、列传七十、载记三十，并叙例、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。自是言晋史者，皆弃其旧本，竞从新撰者焉。右说《晋书》。

宋史，元嘉中，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。自此以外，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。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。松之寻卒，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，为一家之言。孝建初，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，元嘉名臣皆其所撰。宝生被诛。

大明六年，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。爰因何、山、苏所述，勒成一书，其《臧质》、《鲁爽》、《王僧达》诸传，又皆孝武自造，而序事多虚，难以取信。自永光已后，至禅让十余年中，阙而不载。至齐著作沈约，更补缀所遗，制成新史。

始自义熙肇号，终乎升明三年。为纪十、志三十、列传六十，合百传，名曰《宋书》。

永明末，其书既行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沈约见而叹曰：“吾所不逮也。”由是世之言宋史者，以裴《略》为上，沈《书》次之。右说《宋书》。

齐史，江淹始受诏著述，以为史之所难，无出于志，故先著十《志》，以见其才。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。梁天建中，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，书成表奏之。

诏付秘阁。起升明之年，尽永元之代。为纪八、志十一、列传四十，合成五十九篇。

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，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。有诏：“齐氏故事，布在流俗，闻见既多，可自搜访也。”均遂撰《齐春秋》三十篇。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，帝恶其实，诏燔之。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。右说《齐书》。

梁史，武帝时，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、步兵校尉鲍行卿、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，已有百篇。值承圣沦没，并从焚荡。庐江何之元、沛国刘璠以所闻见，穷其始末，各撰《梁典》三十篇，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。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，施功未周。但既当朝务，兼知国史，至于陈亡，其书不就。

陈史，初有吴郡顾野王、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，其武、文二帝纪即顾、傅所修。太建初，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，事伤繁杂，姚察就加删改，粗有条贯。

及江东不守，持以入关。隋文帝尝索梁、陈事迹，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，而依违荏苒，竟未绝笔。

皇家贞观初，其子思廉为著作郎，奉诏撰成三史。于是凭其旧稿，加以新录，弥历九载，方始毕功。定为《梁书》五十卷、《陈书》三十六卷，今并行世焉。

右说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。

十六国史，前赵刘聪时，领左国史公师彧撰《高祖本纪》及功臣传二十人，甚得良史之体，凌修谮其讪谤光帝，聪怒而诛之。刘曜时，平舆子和苞撰《汉赵记》十篇，事止当年，不终曜灭。

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、宗历、傅畅、郑愔等撰《上党国记》、《起居注》、《赵书》。其后又令王兰、陈安、程阴、徐机等相次撰述。至石虎，并令刊削，使勒功业不传。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、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、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，集为《邺都记》、《赵记》等书。

前燕有起居注，杜辅全录以为《燕纪》。后燕建兴元年，董统受诏草创后书，著本纪并佐命功臣、王公列传，合三十卷。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，足成一家之言。

但褒述过美，有惭董史之直。其后申秀、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。

南燕，有赵郡王景晖，尝事德超，撰二主起居注。超亡，仕于冯氏，官至中书令，仍撰《南燕录》六卷。

蜀初号曰成，后改称汉。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《汉之书》十卷。后入晋秘阁，改为《蜀李书》。璩又撰《华阳国志》，具载李氏兴灭。

前凉，张骏十五年，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，以付秀才索绥，作《凉国春秋》五十卷。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，著《凉记》十二卷。

建康太守索晖、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《凉书》。

前秦史官，初有赵渊、车敬、梁熙、韦谭相继著述。苻坚尝取而观之，见苟太后幸李威事，怒而焚灭其本。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，十不一存。及宋武帝入关，曾访秦国事，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，并无所获。先是，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，值秦灭，隐于商洛山，著书不辍，有冯翊、车频助其经费。整卒，翰乃启频纂成其书，以元嘉九年起，至二十八年方罢，定为三卷。而年月失次，首尾不伦。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，删为《秦纪》十一篇。

后秦，扶风马僧虔、何东卫隆景并著《秦史》。及姚氏之灭，残缺者多。泓从弟和都，仕魏为佐民尚书，又追撰《秦纪》十卷。

夏，天水赵思群、北地张渊，于真兴、承光之世，并受命著其国书。及统万之亡，多见焚烧。

西凉与西秦，其史或当代所书，或他邦所录。段龟龙记吕氏，宗钦记沮渠氏，郭韶记秃发氏，韩显宗记冯氏。唯有四者可知，自馀不详谁作。

魏氏黄门侍郎崔鸿，乃考覈众家，辨其同异，除烦补阙，错综纲纪，易其国书曰录，主纪曰传，都谓之《十六国春秋》。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，逮正始元年，鸠集稽备，而犹阙蜀事，不果成书。推求十有五年，始于江东购获，乃增其篇目，勒为十卷。鸿殁后，永安中，其子缮写奏上，请藏诸秘阁。由是伪史宣布，大行于时。右说《十六国春秋》。

元魏史，道武时，始令邓渊著国纪，唯为十卷，而条例未成。暨乎明元，废而不述。神□二年，又诏集诸文士崔浩、浩弟鉴、高谠、邓颍、晁继、范亨、黄辅等撰国书，为三十卷。又特命浩总监史任，务从实录。复以中书郎高允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，续成前史书，叙述国事，无隐所恶，而刊石写之，以示行路。

浩坐此夷三族，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。自是遂废史官。至文成帝和平元年，始复其职，而以高允典著作，修国记。允年已九十，手目俱衰。时有校书郎刘模，长于缉缀，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。如是者五六岁。所成篇卷，模有力焉。初，国记自邓、崔以下，皆相承作编年体。至孝文太和十一年，诏秘书丞李彪，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。宣武时，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。既而崔光、王遵业补续，下讫孝明之世。温子升复修《孝庄纪》，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魏史官私所撰，尽于斯矣。

齐天保二年，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，勒成一史又命刁柔、辛元植、房延祐、<目击>仲让、裴昂之，高孝幹等助其编次。收所取史官，惧相凌忽，故刁、辛诸子并乏史才，唯以仿佛学流，凭附得进。于是大征百家谱状，斟酌以成《魏书》。

上自道武，下终孝靖，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。收谄齐氏，于魏室多不平。既党北朝，又厚诬江左。性憎胜己，喜念旧恶，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，莫不被以丑言，没其善事。迁怒所至，毁及高曾。书成始奏，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。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。时尚书令杨遵彦，一代贵臣，势倾朝野，收撰其家传甚美，是以深被党援。诸讼史者皆获重罚，或有毙于狱中。群怨谤声不息。孝昭世，敕收更加研审，然后宣布于外。武成尝访诸群臣，犹云不实，又令治改，其所变易甚多。

由是世薄其书，号为“秽史”。

至隋开皇，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、辛德源更撰《魏书》，矫正收失。澹以西魏为真，东魏为伪，故文、恭列纪，孝靖称传。合纪、传、论例，总九十二篇。

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，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，学士潘徽、褚亮、欧阳询等佐之。

会素薨而止。今世称魏史者，犹以收本为主焉。右说《魏书》高齐史，天统初，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，名曰《黄初传天录》。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，著《皇帝实录》，唯记行师，不载它事。自武平后，史官阳休之、杜台卿、祖崇儒、崔子发等相继注记。

逮于齐灭，隋秘书监王劭、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，多识故事。王乃凭述起居注，广以异闻，造编年书，号曰《齐志》，时有六卷。李在齐预修国史，创纪传书二十七卷。自开皇初，奉诏续撰，增多齐史三十八篇，以上送官，藏之秘府。皇家贞观初，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，杂采它书，演为五十卷。今之言齐史者，惟王、李二家云。右说《北齐书》。

宇文周史，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，直辞正色，事有可称。至隋开皇中，秘书监牛弘追撰《周纪》十有八篇，略叙纪纲，仍皆抵忤。皇家贞观初，敕秘书丞令狐德棻、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，定为《周书》五十卷。右说《后周书》。

隋史，当开皇仁寿时，王劭为书八十卷，以类相从，定其篇目。至于编年、纪传，并阙其体。炀帝世，惟有王胄等所修《大业起居注》。及江都之祸，仍多散逸。皇家贞观初，敕中书侍郎颜师古、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《隋书》五十五卷，与新撰《周书》并行于时。

初，太宗以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氏并未有书，乃命学士分修。事具于上。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，凡有赞论，征多预焉。始以贞观三年创造，至十八年方就，合为《五代纪传》，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。书成，下于史阁。惟有十志，断为三十卷，寻拟续奏，未有其文。又诏左仆射于志宁、太史令李淳风、著作郎韦安仁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。其先撰史人，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。太宗崩后，刊勒始成。其篇第虽编入《隋书》其实别行，俗称为《五代史志》。右说《隋书》。

惟大唐之受命也，义宁、武德间，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《创业起居注》三篇。

自是司空房玄龄、给事中许敬宗、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，号为“实录”。

迄乎三帝，世有其书。

贞观初，姚思兼廉撰纪传，粗成三十卷。至显庆元年，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、令狐德棻、著作郎刘胤之、杨仁卿、起居郎顾胤等，因其旧作，缀以后事，复为五十卷。虽云繁杂，时有可观。龙朔中，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。更增前作，混成百卷。如《高宗本纪》及永徽名臣、四夷等传，多是其所造。又起草十志，未半而终。敬宗所作纪传，或曲希时旨，或猥饰私憾，凡有毁誉，多非实录。必方诸魏伯起，亦犹张衡之蔡邕焉。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《于志宁》、《许敬宗》、《李义府》等传，载言记事，见推直笑。惜其短岁，功业未终。至长寿中，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，终于弘道，撰为《唐书》百有十卷。凤及以喑聋不才，而辄议一代大典，凡所撰录，皆索责私家行状，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。

或言皆比兴，全类咏歌，或语多鄙朴，实同文案，而总入编次，了无厘革。其有出自胸臆，申其机杼，发言则嗤鄙怪诞，叙事则参差倒错。故阅其篇第，岂谓可观；披其章句，不识所以。既而悉收姚、许诸本，欲使其书独行。由是皇家旧事，残缺殆尽。

长安中，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、司封郎中徐坚、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《唐书》，勒成八十卷，神龙元年又与坚、兢等重修《则天实录》，编为二十卷，夫旧史之坏，其乱如绳，错综艰难，期月方毕。虽言无可择，事多遗恨，庶将来削稿，犹有凭焉。

大抵自古史臣撰录，其梗概如此。盖属词比事，以月系年，为史氏之根本，作生人之耳目者，略尽于斯矣。自馀偏记小说，则不暇具而论之，右说《唐书》。

泛泛水中萍，离离岸傍草。

逐浪高复下，从风起还倒。

人生不若兹，处世安可保？

遽瑗仕卫国，屈伸随世道。

方朔隐汉朝，易农以为宝。

饮啄得其性，从容成寿考。

南国有狂生，形容独枯槁。

作赋刺椒兰，投江溺流潦。

达人无不可，委运推苍昊。

何为明自销，取讥于楚老？

朝谒冯夷祠，夕投孟津渚。

风长川淼漫，河阔舟容与。

回首望归途，连山暧相拒。

落帆遵迥岸，辍榜依孤屿。

复值惊波息，戒徒候前侣。

川路虽未遥，心期顿为阻。

沉沉落日暮，切切凉飙举。

白露湿寒葭，苍烟晦平楚。

啼猿响岩谷，泪鹤闻河溆。

此时怀故人，依然怆行旅。

何当欣既觏，郁陶共君叙。

汉王有天下，欻起布衣中。

奋飞出草泽，啸咤驭群雄。

淮阴既附凤，黥彭亦攀龙。

一朝逢运会，南面皆王公。

鱼得自忘筌，鸟尽必藏弓。

咄嗟罹鼎俎，赤族无遗踪。

智哉张子房，处世独为工。

功成薄受赏，高举追赤松。

知止信无辱，身安道亦隆。

悠悠千载后，击抃仰遗风。

妙算申帷幄，神谋出庙廷。

两阶文物备，七德武功成。

校猎长杨苑，屯军细柳营。

将军献凯入，歌舞溢重城。

长安二年，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，寻迁左史，于门下撰起居注。会转中书舍人，暂停史任，俄兼领其职。今上即位，除著作郎、太子中允、率更令，其兼修史皆如故。又属大驾还京，以留后在东都。无几，驿征入京，专知史事，仍迁秘书少监。自惟历事二主，从宦两京，遍居司籍之曹，久处载言之职。昔马融三入东观，汉代称荣；张华再典史官，晋朝称美。嗟予小子，兼而有之。是用职思其忧，不遑启处。尝以载削余暇，商榷史篇，下笔不休，遂盈筐箧。于是区分类聚，编而次之。

昔汉世诸儒，集论经传，定之于白虎阁，因名曰《白虎通》。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，故便以《史通》为目。且汉求司马迁后，封为史通子，是知史之称通，其来自久。博采众议，爰定兹名。凡为廿卷，列之如左，合若干言。于时岁次庚戌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。

自古帝王编述文籍，《外篇》言之备矣。古往今来，质文递变，诸史之作，不恒厥体。榷而为论，其流有六：一曰《尚书》家，二曰《春秋》家，三曰《左传》家，四曰《国语》家，五曰《史记》家，六曰《汉书》家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之于《尚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太古。《易》曰：“河出《图》，洛出《书》，圣人则之。”故知《书》之所起远矣。

至孔子观书于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删其善者，定为《尚书》百篇。孔安国曰：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”《尚书璇玑钤》曰：“尚者，上也。上天垂文象，布节度，如天行也。”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下为史所书，故曰《尚书》也。”

推此三说，其义不同。盖《书》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，故其所载，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《尧》、《舜》二典，直序人事，《禹贡》一篇，唯言地理，《洪范》总述灾祥，《顾命》都陈丧礼，兹亦为例不纯者也。

又有《周书》者，与《尚书》相类，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，凡为七十一章。

上自文、武，下终灵、景。甚有明允笃诚，典雅高义；时亦有浅末恒说，滓秽相参，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《职方》之言，与《周官》无异；《时训》之说，比《月令》多同。期百王之正书，《五经》之别录者也。

自宗周既殒，《书》体遂废，迄乎汉、魏，无能继者。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，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，昭法式，至于人理常事，不足备列。乃删汉、魏诸史，取其美词典言，足为龟镜者，定以篇第，纂成一家。由是有《汉尚书》、《后汉尚书》、《汉魏尚书》，凡为二十六卷。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，又录开皇、仁寿时事，编而次之，以类相从，各为其目，勒成《隋书》八十卷。寻其义例，皆准《尚书》。

原夫《尚书》之所记也，若君臣相对，词旨可称，则一时之言，累篇咸载。

如言无足纪，语无可述，若此故事，虽有脱略，而观者不以为非。爰逮中叶，文籍大备，必剪截今文，摸拟古法，事非改辙，理涉守株。故舒元所撰《汉》、《魏》等书，不行于代也。若乃帝王无纪，公卿缺传，则年月失序，爵里难详，斯并昔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《隋书》，虽欲祖述商、周，宪章虞、夏，观其所述，乃似《孔子家语》、临川《世说》，谓画虎不成，反类犬也。故其书受嗤当代，良有以焉。 《春秋》家者，其先出于三代。案《汲冢琐语》太丁时事，且为《夏殷春秋》。孔子曰：“疏记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。”“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之教也。”知《春秋》始作，与《尚书》同时。

《琐语》又有《晋春秋》，记献公十七年事。《国语》云：晋羊舌肸习于春秋，悼公使传其太子。《左传》昭二年，晋韩宣子来聘，见《鲁春秋》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斯则春秋之目，事匪一家。至于隐没无闻者，不可胜载。又案《竹书纪年》，其所纪事皆与《鲁春秋》同。孟子曰：“晋谓之乘，楚谓之梼杌，而鲁谓之春秋，春实一也。”然则乘与纪年、杌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！故《墨子》曰：“吾见百国春秋”，盖皆指此也。

逮仲尼之修《春秋》也，乃观周礼之旧法，遵鲁史之遗文；据行事，仍人道；就败以明罚，因兴以立功；假日月而定历数，藉朝聘而正礼乐；微婉其说，志晦其文；为不刊之言，著将来之法，故能弥历千载，而其书独行。

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；言春以包夏，举秋以兼冬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苟如是，则晏子、虞卿、吕氏、陆贾其书篇第，本无年月，而亦谓之春秋，盖有异于此者也。

至太史公著《史记》，始以天子为本纪，考其宗旨，如法《春秋》。自是为国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时移世异，体式不同。其所书之事也，皆言罕褒讳，事无黜陟，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，安得比于《春秋》哉！

《左传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左丘明。孔子既著《春秋》，而丘明受经作传。盖传者，转也，转受经旨，以授后人。或曰传者，传也，所以传示来世。案孔安国注《尚书》，亦谓之传，斯则传者，亦训释之义乎。观《左传》之释经也，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阙而传存。其言简而要，其事详而博，信圣人之才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

逮孔子云没，经传不作。于时文籍，唯有《战国策》及《太史公书》而已。

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，乃追采二史，撰为《春秋后传》。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，至王赧入秦，又以秦文王之继周，终于二世之灭，合成三十卷。

当汉代史书，以迁、固为主，而纪传互出，表志相重，于文为烦，颇难周览。

至孝献帝，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，依《左传》著《汉纪》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国史，皆有斯作，起自后汉，至于高齐。如张璠、孙盛、干宝、徐广、裴子野、吴均、何之元、王劭等，其所著书，或谓之春秋，或谓之纪，或谓之略，或谓之典，或谓之志。虽名各异，大抵皆依《左传》以为的准焉。

《国语》家者，其先亦出于左丘明。既为《春秋内传》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别说，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终于鲁悼公，别为《春秋外传国语》，合为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《内传》，或重出而小异。然自古名儒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韦曜之徒，并申以注释，治其章句，此亦《六经》之流，《三传》之亚也。

暨纵横互起，力战争雄，秦兼天下，而著《战国策》。其篇有东西二周、秦、齐、燕、楚、三晋、宋、卫、中山，合十二国，分为三十三卷。夫谓之策者，盖录而不序，故即简以为名。或云，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，因谓之《战国策》。

至孔衍，又以《战国策》所书，未为尽善。乃引太史公所记，参其异同，删彼二家，聚为一录，号为《春秋后语》。除二周及宋、卫、中山，其所留者，七国而已。始自秦孝公，终于楚、汉之际，比于《春秋》，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。

始衍撰《春秋时国语》，复撰《春秋后语》，勒成二书，各为十卷。今行于世者，唯《后语》存焉。按其书《序》云：“虽左氏莫能加”。世人皆尤其不量力，不度德。寻衍之此义，自比于丘明者，当谓《国语》，非《春秋传》也。必方以类聚，岂多嗤乎！

当汉氏失驭，英雄角力。司马彪又录其行事，因为《九州春秋》，州为一篇，合为九卷。寻其体统，亦近代之《国语》也。

自魏都许、洛，三方鼎峙；晋宅江、淮，四海幅裂。其君虽号同王者，而地实诸侯。所在史官，记其国事，为纪传者则规模班、马，创编年者则议拟荀、袁。

于是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体大行，而《国语》之风替矣。

《史记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司马迁。自《五经》间行，百家竞列，事迹错糅，前后乖舛。至迁乃鸠集国史，采访家人，上起黄帝，下穷汉武，纪传以统君臣，书表以谱年爵，合百三十卷。因鲁史旧名，目之曰《史记》。自是汉世史官所续，皆以《史记》为名。迄乎东京著书，犹称《汉记》。

至梁武帝，又敕其群臣，上至太初，下终齐室，撰成《通史》六百二十卷。

其书自秦以上，皆以《史记》为本，而别采他说，以广异闻；至两汉已还，则全录当时纪传，而上下通达，臭味相依；又吴、蜀二主皆入世家，五胡及拓拔氏列于《夷狄传》。大抵其体皆如《史记》，其所为异者，唯无表而已。其后元魏济阴王晖，又著《科录》二百七十卷，其断限亦起自上古，而终于宋年。其编次多依于放《通史》，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，共为一科，故以《科录》为号。皇家显庆中，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，南起自宋，终于陈，北始自魏，卒于隋，合一百八十篇，号曰《南北史》。其君臣流别，纪传群分，皆以类相从，各附于本国。凡此诸作，皆《史记》之流也。

寻《史记》疆宇辽阔，年月遐长，而分以纪传，散以书表。每论国家一政，而胡、越相悬；叙君臣一时，而参、商是隔。此其为体之失者也。兼其所载，多聚旧记，时采杂言，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，而语饶重出。此撰录之烦者也。

况《通史》以降，芜累尤深，遂使学者宁习本书，而怠窥新录。且撰次无几，而残缺遽多，可谓劳而无功，述者所宜深诫也。

《汉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班固。马迁撰《史记》，终于今上。自太初已下，阙而不录。班彪因之，演成《后记》，以续前编。至子固，乃断自高祖，尽于王莽，为十二纪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传，勒成一史，目为《汉书》。

昔虞、夏之典，商、周之诰，孔氏所撰，皆谓之“书”。夫以“书”为名，亦稽古之伟称。寻其创造，皆准子长，但不为“世家”，改“书”曰“志”而已。

自东汉以后，作者相仍，皆袭其名号，无所变革，唯《东观》曰“记”，《三国》曰“志”。然称谓虽别，而体制皆同。

历观自古，史之所载也，《尚书》记周事，终秦穆，《春秋》述鲁文，止哀公，《纪年》不逮于魏亡，《史记》唯论于汉始。如《汉书》者，究西都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，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。言皆精炼，事甚该密，故学者寻讨，易为其功。自尔迄今，无改斯道。

于是考兹六家，商榷千载，盖史之流品，亦穷之于此矣。而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《尚书》等四家，其体久废，所可祖述者，唯《左氏》及《汉书》二家而已。

三、五之代，书有典、坟，悠哉邈矣，不可得详。自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是为《古文尚书》。然世犹淳质，文从简略，求诸备体，固已阙如。既而丘明传《春秋》，子长著《史记》，载笔之体，于斯备矣。后来继作，相与因循，假有改张，变其名目，区城有限，孰能逾此！盖荀悦、张璠，丘明之党也；班固、华峤，子长之流也。惟此二家，各相矜尚，必辨其利害，可得而言之。

夫《春秋》者，系日月而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中国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备载其事，形于目前。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。此其所以为长也。至于贤士贞女，高才俊德，事当冲要者，必盱衡而备言；迹在沉冥者，不枉道而详说。如绛县之老，杞梁之妻，或以酬晋卿而获记，或以对齐君而见录。其有贤如柳惠，仁若颜回，终不得彰其名氏，显其言行。故论其细也，则纤芥无遗；语其粗也，则丘山是弃。此其所以为短也。

《史记》者，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于天文、地理、国典、朝章，显隐必该，洪纤靡失。此其所以为长也。若乃同为一事，分在数篇，断续相离，前后屡出，于《高纪》则云语在《项传》，于《项传》则云事具《高纪》。又编次同类，不求年月，后生而擢居首帙，先辈而抑归末章，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，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。此其所以为短也。

考兹胜负，互有得失。而晋世干宝著书，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，其义云：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遗也。寻其此说，可谓劲挺之词乎？

案：春秋时事，入于左氏所书者，盖三分得其一耳。丘明自知其略也，故为《国语》以广之。然《国语》之外，尚多亡逸，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？向使丘明世为史官，皆仿《左传》也，至于前汉之严君平、郑子真，后汉之郭林宗、黄叔度，晁错、董生之对策，刘向、谷永之上书，斯并德冠人伦，名驰海内，识洞幽显，言穷军国。或以身隐位卑，不预朝政；或以文烦事博，难为次序。皆略而不书，斯则可也。必情有所吝，不加刊削，则汉氏之志传百卷，并列于十二纪中，将恐碎琐多芜，阑单失力者矣。

故班固知其若此，设纪传以区分，使其历然可观，纲纪有别。荀悦厌其迂阔，又依左氏成书，剪裁班史，篇才三十，历代保之，有逾本传。然则班、荀二体，角力争先，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。后来作者，不出二途。故晋史有王、虞，而副以《干纪》；《宋书》有徐、沈，而分为裴《略》。各有其美，并行于世。异夫令升之言，唯守一家而已。

古者言为《尚书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职。盖桓、文作霸，纠合同盟，春秋之时，事之大者也，而《尚书》缺纪。秦师败绩，缪公诫誓，《尚书》之中，言之大者也，而《春秋》靡录。此则言、事有别，断可知矣。逮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，言之与事，同在传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烦省合理，故使读者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

至于《史》、《汉》则不然，凡所包举，务在恢博，文辞之记，繁富为多。

是以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、东方朔等传，唯止录言，罕逢载事。夫方述一事，得其纪纲，而隔以大篇，分其次序。遂令披阅之者，有所懵然。后史相承，不改其辙，交错纷扰，古今是同。

案迁、固列君臣于纪传，统遗逸于表、志，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。愚谓凡为史者，宜于表志之外，更立一书。若人主之制、册、诰、令，群臣之章、表、移、檄，收之纪传，悉人书部，题为“制册”、“章表书”，以类区别。他皆放此。亦犹志之有“礼乐志”、“刑法志”者也。又诗人之什，自成一家。故风、雅、比、兴，非《三传》所取。自六义不作，文章生焉。若韦孟讽谏之诗，扬雄出师之颂，马卿之书封禅，贾谊之论过秦，诸如此文，皆施纪传。窃谓宜从古诗例，断入书中。亦犹《舜典》列《元首子之歌》，《夏书》包《五子之咏》者也。

夫能使史体如是，庶几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之道备矣。

昔干宝议撰晋史，以为宜准左丘明，其臣下委曲，仍为谱注。于时议者，莫不宗之。故前史之所未安，后史之所宜革。是用敢同有识，爰立兹篇，庶世之作者，睹其利害。如谓不然，请俟来哲。

昔汲冢竹书是曰《纪年》，《吕氏春秋》肇立纪号。盖纪者，纲纪庶品，网罗万物。考篇目之大者，其莫过于此乎？及司马迁之著《史记》也，又列天子行事，以本纪名篇。后世因之，守而勿失。譬夫行夏时之正朔，服孔门之教义者，虽地迁陵谷，时变质文，而此道常行，终莫之能易也。

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，诸侯为世家，斯诚谠矣。但区域既定，而疆理不分，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。案：姬自后稷至于西伯，嬴自伯翳至于庄襄，爵乃诸侯，而名隶本纪。若以西伯、在襄以上，别作周、秦世家，持殷纣以对武王，拔秦始以承周赧，使帝王传授，昭然有别，岂不善乎？必以西北以前，其事简约，别加一目，不足成篇。则伯翳之至庄襄，其书先成一卷，而不共世家等列，辄与本纪同编，此尤可怪也。项羽僣盗而死，未得成君，求之于古，则齐无知、卫州吁之类也。安得讳其名字，呼之曰王者乎？春秋吴、楚僣拟，书如列国。假使羽窃帝名，正可抑同群盗，况其名曰西楚，号止霸王者乎？霸王者，即当时诸侯。诸侯而称本纪，求名责实，再三乖谬。

盖纪之为体，犹《春秋》之经，系日月以成岁时，书君上以显国统。曹武虽曰人臣，实同王者，以未登帝位，国不建元。陈《志》权假汉年，编作《魏纪》，犹两《汉书》首列秦、莽之正朔也。后来作者，宜准于斯。而陆机《晋书》，列纪三祖，直序其事，竟不编年。年既不编，何纪之有？夫位终北面，一概人臣，倘追加大号，止入传限，是以弘嗣《吴史》，不纪孙和，缅求故实，非无往例。

逮伯起之次《魏书》，乃编景穆于本纪，以戾园虚谥，间厕武、昭，欲使百世之中，若为鱼贯。

又纪者，既以编年为主，唯叙天子一人。有大事可书者，则见之于年月，其书事委曲，付之列传。此其义也。如近代述者，魏著作、李安平之徒，其撰《魏》、《齐》二史，于诸帝篇，或杂载臣下，或兼言他事，巨细毕书，洪纤备录。全为传体，有异纪文，迷而不悟，无乃太甚。世之读者，幸为详焉。

自有王者，便置诸侯，列以五等，疏为万国。当周之东迁，王室大坏，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迄乎秦世，分为七雄。司马迁之记诸国也，其编次之体，与本纪不殊。盖欲抑彼诸侯，异乎天子，故假以他称，名为世家。

案：世家之为义也，岂不以开国承家，世代相续？至如陈胜起自群盗，称王六月而死，子孙不嗣，社稷靡闻，无世可传，无家可宅，而以世家为称，岂当然乎？夫史之篇目，皆迁所创，岂以自我作故，而名实无准。

且诸侯、大夫，家国本别。三晋之与田氏，自未为君而前，齿列陪臣，屈身藩后，而前后一统，俱归世家。使君臣相杂，升降失序，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，管氏之三归反坫？又列号东帝，抗衡西秦，地方千里，高视六国，而没其本号，唯以田完制名，求之人情，孰谓其可？

当汉氏之有天下也，其诸侯与古不同。夫古者诸侯，皆即位建元，专制一国，绵绵瓜瓞，卜世长久。至于汉代则不然。其宗子称王者，皆受制京邑，自同州郡；异姓封侯者，必从宦天朝，不临方域。或传国唯止一身，或袭爵方经数世，虽名班胙土，而礼异人君，必编世家，实同列传。而马迁强加别录，以类相从，虽得画一之宜，讵识随时之义？

盖班《汉》知其若是，厘革前非。至如萧、曹茅土之封，荆、楚葭莩之属，并一概称传，无复世家，事势当然，非矫枉也。自兹已降，年将四百。及魏有中夏，而扬、益不宾，终亦受屈中朝，见称伪主。为史者必题之以纪，则上通帝王；榜之以传，则下同臣妾。梁主敕撰《通史》，定为吴、蜀世家。持彼僣君，比诸列国，去太去甚，其得折冲之规乎！次有子显《齐书》，北编《魏虏》；牛弘《周史》，南记萧詧。考其传体，宜曰世家。但近古著书，通无此称。用使马迁之目，湮没不行；班固之名，相传靡易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