守令之于民近且重，易知矣。余尝论今之守令，有道而闻四方者不过数人。此数人者，非特任守令也。过此数人，有千里者相接而无一贤守，有百里者相环而无一贤令。至天子大臣尝患其然，则任奉法之吏，严刺察之科，以绳治之。诸郡守县令以罪不任职，或黜或罢者相继于外。于是下诏书，择廷臣，使各举所知以任守令。是天子大臣爱国与民而重守令之意，可谓无不至矣。而诏虽下，举者卒不闻。惟令或以旧制举，不皆循岁月而授。每举者有姓名，得而视之，推考其材行能堪其举者，卒亦未见焉。举者既然矣，则以余之所见闻，阴计其人之孰可举者，卒亦未见焉。犹恐余之愚且贱，闻与见焉者少，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，则求夫贤而有名位、闻与见之博者，而从之问其人之孰可举者，卒亦未见焉。岂天下之人固可诬，而天固不生才于今哉！
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，则数更法以御之。法日以愈密，而弊日以愈多。岂今之去古也远，治天下卒无术哉！盖古人之有庠有序，有师友之游，有有司之论，而赏罚之始于乡，属于天下，为教之详至此也。士也有圣人之道，则皆得行其教；有可教之质，则皆可为材且良，故古之贤也多。贤之多，则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咸宜焉，独千里、百里之长哉？其为道岂不约且明，其为致天下之材岂不多哉？其岂有劳于求而不得人，密于法而不胜其弊，若今之患哉？
今也，庠序、师友、赏罚之法非古也，士也有圣人之道，欲推而教于乡于天下，则无路焉。人愚也，则愚矣！可教而贤者，卒谁教之哉？故今之贤也少。贤之少，则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仓廪贱官之选常不足其人焉，独守令哉？是以其求之无不至，其法日以愈密，而不足以为治者，其原盖此之出也已。噫！奚重而不更也。
姑苏人丁君琰佐南城，南城之政平。余知其令，令曰：「丁君之佐我。」又知其邑人，邑人无不乐道之者。余既患今之士，而常慕古之人，每观良吏一传，则反覆爱之。如丁君之信于其邑，余于旁近邑之所未见，故爱之特深。今为令于淮阴，上之人知其材而举用之也。于令也，得人矣。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，信于此，有不信于彼哉！
求余文者多矣，拒而莫之与也。独丁君之行也，不求余文，而余乐道其所尝论者以送之，以示重丁君，且勉之，且勉天下之凡为吏者也。
宋建昌军南丰人，字子固，世称南丰先生。曾易占子。仁宗嘉祐二年进士。少有文名，为欧阳修所赏识，又曾与王安石交游。累官通判越州，历知齐、襄、洪、福诸州，所至多有政绩。神宗元丰三年，判三班院，上言以节用为理财之要。次年，加史馆修撰，典修五朝国史，管勾编修院，旋擢中书舍人。曾校理《战国策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列女传》等典籍。尤擅散文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追谥文定。有《元丰类稿》。
临川之城东，有地隐然而高，以临于溪，曰新城。新城之上，有池洼然而方以长，曰王羲之之墨池者。荀伯子《临川记》云也。羲之尝慕张芝，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此为其故迹，岂信然邪？
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，而尝极东方，出沧海，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。岂有徜徉肆恣，而又尝自休于此邪？羲之之书晚乃善，则其所能，盖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，岂其学不如彼邪？则学固岂可以少哉！况欲深造道德者邪？
墨池之上，今为州学舍。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，书「晋王右军墨池」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，又告于巩曰：「愿有记。」推王君之心，岂爱人之善，虽一能不以废，而因以及乎其迹邪？其亦欲推其事，以勉其学者邪？夫人之有一能，而使后人尚之如此，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，被于来世者何如哉！
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，曾巩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