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战守策

夫当今生民之患,果安在哉?在于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。此其患不见于今,而将见于他日。今不为之计,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。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,是故天下虽平,不敢忘战。秋冬之隙,致民田猎以讲武,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,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,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。是以虽有盗贼之变,而民不至于惊溃。及至后世,用迂儒之议,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,天下既定,则卷甲而藏之。数十年之后,甲兵顿弊,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,卒有盗贼之警,则相与恐惧讹言,不战而走。开元、天宝之际,天下岂不大治?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,豢于游戏酒食之间,其刚心勇气,销耗钝眊,痿蹶而不复振。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,四方之民,兽奔鸟窜,乞为囚虏之不暇,天下分裂,而唐室固以微矣。

盖尝试论之:天下之势,譬如一身。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,岂不至哉?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。至于农夫小民,终岁勤苦,而未尝告病。此其故何也?夫风雨、霜露、寒暑之变,此疾之所由生也。农夫小民,盛夏力作,而穷冬暴露,其筋骸之所冲犯,肌肤之所浸渍,轻霜露而狎风雨,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。今王公贵人,处于重屋之下,出则乘舆,风则袭裘,雨则御盖。凡所以虑患之具,莫不备至。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,小不如意,则寒暑入之矣。是以善养身者,使之能逸而能劳;步趋动作,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;然后可以刚健强力,涉险而不伤。夫民亦然。今者治平之日久,天下之人骄惰脆弱,如妇人孺子,不出于闺门。论战斗之事,则缩颈而股栗;闻盗贼之名,则掩耳而不愿听。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,以为生事扰民,渐不可长。此不亦畏之太甚,而养之太过欤?

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。愚者见四方之无事,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,此亦不然矣。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二虏者,岁以百万计。奉之者有限,而求之者无厌,此其势必至于战。战者,必然之势也。不先于我,则先于彼;不出于西,则出于北。所不可知者,有迟速远近,而要以不能免也。天下苟不免于用兵,而用之不以渐,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,一旦出身而蹈死地,则其为患必有不测。故曰:天下之民,知安而不知危,能逸而不能劳,此臣所谓大患也。

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,讲习兵法;庶人之在官者,教以行阵之节;役民之司盗者,授以击刺之术。每岁终则聚于郡府,如古都试之法,有胜负,有赏罚。而行之既久,则又以军法从事。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,又挠以军法,则民将不安,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。天下果未能去兵,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。夫无故而动民,虽有小怨,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?

今天下屯聚之兵,骄豪而多怨,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,何故?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,惟我而已。如使平民皆习于兵,彼知有所敌,则固以破其奸谋,而折其骄气。利害之际,岂不亦甚明欤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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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词简介

北宋王朝到了仁宗赵祯时期,在承平的帷幕背后,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日益迅速地深刻化、尖锐化。内部的农民起义,一年多一年,一伙强一伙;外边的西北二虏(夏、辽)气焰嚣张,不时内犯。很显然,如不改絃易辙,小朝廷很快便要土崩瓦解的。于是,统治阶级当中一些较能正视现实、深谋远虑的人,便不断提出革新政治以自救的主张与要求。以范仲淹为首的“庆历新政”就是这种趋势下的产物。年轻的苏轼,很快地也投身于这个浪潮中了。宋仁宗嘉祐六年(公元1061年),二十五岁的苏轼应“制科”考试时所作的《进策》二十五篇(包括《策略》五篇、《策别》十七篇、《策断》三篇),就集中地表现了苏轼的这种政治思想。

《教战守策》乃《策别》中的一篇,是苏轼散文名篇,旨在论述他教民于平时练习战守之事,以防边患的意见。全文从常见的事实中翻新出奇,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,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,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,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。

翻译

现在人民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?在于只知道安乐却不知道危难,能享受安逸却不能劳累吃苦。这种祸患现在看不出来,但是将来会看出的。现在不给它想办法,那以后就有无法挽救的危险了。

从前先王知道军备是不可以放弃的,所以天下虽然太平,(也)不敢忘记战备。秋冬农闲的时候,召集人民打猎借此教练武事,教他们学习前进、后退、跪下、起立的方法,使他们的听觉和视觉习惯于钟鼓、旗帜(这些军队的号令)之间而不迷乱,使他们的心意适于攻打杀戮的情形而不致恐惧。因此即使有盗贼的事件发生,而人民也不会惊恐溃乱。

等到后代,采用迂腐的儒生建议,把解除军备当做君王的英明措施,天下既然安定了,就把装备武器收藏起来。几十年以后,装备武器都败坏了,人民一天一天地习惯于安乐生活;一旦忽然传来盗贼的警报,就彼此惶恐,传布谣言,不战就逃跑了。(唐)开元、天宝年间,天下难道不是很安定吗?就是因为那时人民习惯于太平生活的快乐,经常生活在酒食游戏里面,那坚强的意志和勇气逐渐减少以至于衰颓,(筋肉)萎缩僵化而振作不起来,因此小小的安禄山一旦乘机作乱,四方的人民就象鸟兽奔窜一样,求作囚犯和俘虏还来不及;国家分裂,而唐王朝当然因此而衰弱了。

我曾试着论述这个问题:天下的形势譬如人的整个身体。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措施,难道不是很周全吗?而他们平日常常由于病多而苦恼。至于农夫平民,终年勤劳辛苦却未曾生病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天气和季节的变化,这是产生疾病的原因。农夫平民,夏天最热的时候奋力耕作,冬天极冷的时候还在野外劳动,他们的筋骨经常冒着烈日严寒,肌肤被雨雪霜所浸渍,使得他们轻视霜露,不畏风雨,所以寒冬炎暑不能够给他们造成病害。现在王公贵人住在高大深邃的房屋里,出门就坐车子,刮风就穿皮衣,下雨就打着伞,凡是用来预防疾患的工具无不应有尽有;畏惧风雨寒暑有些太严重了,保养自己的身体也有些太过分了,稍不注意,寒暑就侵入身体了。因此,会保养身体的人,使自己身体能够安逸又能劳动,慢步快走活动操作,使自己的四肢习惯于寒冬炎暑的变化;然后可以使身体强健有力,经历艰险而不受伤害。人民也是如此。现在太平的时间长了,天下的人骄气懒惰脆弱,就像妇女小孩不出内室的门一样。谈论起打仗的事情,就吓得缩着脖子大腿发抖;听说盗贼的名字,就掩住耳朵不愿意听。而且士大夫也不曾经说起战争,认为这是生事干扰人民的生活,露了苗头不可以让它再发展:这不也是畏惧太严重而保养得太过分了吗?

再说天下本来就有意想不到的祸患。愚昧的人看到四面八方太平无事,就认为变故无从发生,这也是不对的。现在国家用来奉送给西夏、契丹的财物,每年的财物,每年以百万来计算。奉送的财物是有限的,而索求财物的人是无满足的,这种形势必然导致战争。战争,是必然的趋势,不从我方开始,便从敌方开始,不发生在西方,便发生在北方;所不知道的,只是战争的发生有早有迟有远有近,总之,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。国家如果免不了用兵,而用兵不凭着逐步训练,却使人民从安乐太平的环境中,一下子投身军队走向生死决斗的战场,那他们的祸患必定有不可估计的危险。所以说,天下的人民只知道安乐而不知道危险,能够安逸而不能劳累吃苦,这是臣所认为的最大的祸患。臣想使士大夫崇尚军事的勇敢,讲述演习兵法,对在官府服役的平民,教他们学会列队布阵的法度,对那些负责缉捕盗贼的差役,教授给他们扑击刺杀的方法。每年年底就集合在府城里,象古代考试武艺的办法,评定胜负,有赏有罚;等实行的时间长了,就又按照军法部署办事。然而议论的人(持不同意见人)一定认为无故调动人民,又用军法困扰,那百姓将会不安定;可是臣认为这才是安定人民的好办法。国家果真不能去掉战争,总有那么一天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。平时召集百姓进行训练,虽然有些小的恐慌,可是跟突然让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上战场的危险相比,又怎么样呢?

现在国家驻扎在地方上的军队,骄横又有怨言,欺压百姓,向他们的上司邀功,什么原因呢?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他自己罢了。假如使一般百姓都对军事熟习,他们知道还有对手存在,那么一定能够打破他们的坏主意又压下他们的骄气。利和害的界限,难道不是很明白吗?

注释

豢(huàn):安养。

刈(yì):割(草或谷类)。

钝眊(mào):迟钝,昏聩

微:衰弱。

平居:平日、平素。

渍:浸泡。

狎:亲近。

毒:危害。

重屋:重檐的高屋。

袭裘:加穿皮衣。

御盖:用伞。盖,伞。

狃(niǔ):习惯。

出身:投入、献身。

行阵:军队。

节:节度。

挠:扰乱、阻挠。

陵压:欺压。

明:明白。

都试:汉制,每年秋八月,各郡太守、都尉召集所属部队在郡府所在地作军事演习,进行考试。

从事:办事。

扰:困扰。一作“悚”,恐惧。

果:果真。

不教之民:指未经过军事训练的百姓。

陵压:欺压。陵,欺侮。

敌:匹敌,指对手。

折:挫,压下、打掉。

际:界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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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(宋)

苏轼简介

北宋文学家、书画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,眉州眉山(今属四川)人,字子瞻,一字和仲,号东坡居士。苏老泉长子,苏颍滨兄。与父、弟合称“三苏”,故又称“大苏”。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年)进士。嘉祐六年(1061年),再中制科,授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。宋英宗治平二年(1065年),召除判登闻鼓院,寻试馆职,除直史馆。治平三年,父卒,护丧归蜀。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,服除,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,权开封府推官。熙宁四年(1070年),上书论王介甫新法之不便,出为杭州通判。徙知密、徐二州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移知湖州,因诗托讽,逮赴台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狱罢,贬黄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。元丰四年(1081年),移汝州团练副使。元丰八年(1085年)春,得请常州居住,十月起知登州。寻召除起居舍人。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年)迁中书舍人,改翰林学士兼侍读。元祐四年(1089年),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会大旱,饥疾并作,东坡请免上供米,又减价粜常平米,存活甚众。杭近海,民患地泉咸苦,东坡倡浚河通漕,又沿西湖东西三十里修长堤,民德之。元祐六年(1091年),除翰林学士承旨,寻因谗出知颍州,徙扬州。后以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。绍圣元年(1094年),贬惠州。绍圣四年(1097年),再贬儋州。累贬琼州别驾,居昌化。宋徽宗即位,元符三年(1100年)赦还,提举玉局观,复朝奉郎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,卒于常州,年六十四(按: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,时已入1037年)。宋孝宗时谥文忠。东坡于文学艺术堪称全才。其文汪洋恣肆,清新畅达,与欧阳文忠并称“欧苏”,为唐宋八大家之一;为诗清新豪健,善用夸张比喻,独具风格,与黄山谷并称“苏黄”;作词开豪放一派,变词体绮靡之风,下启南宋,与辛稼轩并称“苏辛”;工书,擅行、楷,能自创新意,用笔丰腴跌宕,有天真烂漫之趣,与黄山谷、米元章、蔡君谟并称宋四家;画学文与可,喜作枯木怪石,论画主张神似。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东坡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和陶诗》四卷、《东坡七集》、《东坡志林》、《东坡乐府》、《仇池笔记》《论语说》等。《全宋诗》东坡诗,卷一至卷四六,以清道光刊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》为底本,卷四七、卷四八,以清干隆刊冯踵息《苏文忠诗合注》为底本。校以宋刊半叶十行本《东坡集》《东坡后集》(残,简称集甲)、宋刊半叶十二行本《东坡集》《东坡后集》(残,简称集乙,集甲、集乙合称集本)、宋眉山刊《苏文忠公文集》(残,简称集丙)、宋黄州刊《东坡先生后集》(残,简称集丁),宋刊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》(简称集戊)、宋刊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》(残,简称集注)、宋嘉泰刊施德初、顾景繁《注东坡先生诗》(残,简称施甲)、宋景定补刊施、顾《注东坡先生诗》(残,简称施乙,施甲、施乙合称施本)、宋黄善夫家塾刊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(简称类甲)、宋泉州刊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(残,简称类乙)、元务本书堂刊《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》(简称类丙,类甲、类乙、类丙,合称类本)、明成化刊《东坡七集》(简称七集)、明万历刊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(简称外集)、清查初白《补注东坡编年诗》(简称查注)、清冯踵息《苏文忠诗合注》(简称合注)。参校资料一为金石碑帖和著录金石诗文的专著的有关部分;一为清人、近人的苏诗校勘批语,其中有何义门焯所校清康熙刊《施注苏诗》(简称何校),卢檠斋、纪晓岚所校清干隆刊查注(分别简称卢校、纪校),章茗簃所校缪艺术风覆明成化《东坡七集》(简称章校)。卷四八所收诗篇除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》外,还分别采自《春渚纪闻》、《侯鲭录》等书,亦据所采各书及有关资料进行校勘。新辑集外诗,编为第四九卷。生平见《宋史·卷三百三十八·苏轼传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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