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施是春秋时代的越国人，家住浙江诸暨县南的苧罗山。苧罗山下临浣江，江中有浣纱石，传说西施常在此浣纱。后来，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战败后，困于会稽，派大夫文种，将宝器、美女(西施便是这批美女中的一位)贿通吴太宰伯嚭，准许越国求和。从此，越王勾践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，最终灭掉了吴国。
罗隐这首讽刺诗，以被人传颂的曾使吴国遭受灭亡的美女西施为题，从另一角度抒发议论，指出国家灭亡的原因，不能全部归罪于女人是“祸水”。并公开反对“女人祸水”这一观点，为西施翻案。
“家国兴亡自有时，吴人何苦怨西施。”诗一开头，就旗帜鲜明地道出自已的观点，为西施鸣不平。反对将吴国灭亡的责任，强加在一个弱女子西施身上。这里的“自有时”三字，用得十分精当，它指的是促成国家兴亡、战败的各种复杂的因素。而“自有时”，表明了吴国的灭亡，自有其深刻的复杂的原因（如统治阶级的腐败、内讧等），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。这就有力地推翻了“女人祸水”论，把颠倒了的史实，再颠倒过来。佛家认为：任何人与事物，都有“生、成、住、坏、灭”的时限和过程。“自有时”三字，实在值得深思。“何苦”一语，在劝解的口吻中，又含有嘲讽的意味：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，却想要归罪于一个弱女子，这又是何苦呢!这里，诗人挖苦讽刺的对象，并非是一般的“吴人”，而是吴国的统治阶层。
以议论入诗，一般容易流于枯涩。而这首诗，却把议论和抒情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诗人在为西施辩诬之后，很自然地将笔锋转到推理上来：“西施若解倾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”?前句继续为西施辩解，后句又以“越国亡来”作为论据，进而提出问题，表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理：如果说，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，那么，越王并不宠幸女色，后来越国的灭亡，又能怪谁呢?这里尖锐的批驳，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，表达出来，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，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，读来仍觉锋芒逼人。
晚唐诗人崔道融，也写过类似的诗：“宰嚭亡吴国，西施陷恶名。浣纱春水急，似有不平声。”比较起来，上述两首诗的立意相似，而又各具特色。罗隐这首诗，议论充分，能联系时运，来分析国家的兴亡，比崔道融的诗，似觉深入一层。而崔道融的诗，所发议论，不仅诉诸理智，而且诉诸感情，将理智和感情、议论和描写， 自然地揉合在一起，这较之罗隐的诗，又有高出一筹的地方。
因此，这两首吟西施的诗作，都不失为上乘之作。故笔者将它们放在一起 ，并而述之。
